廖家明：一位50后的自编简传（连载26）

激扬文字 · 发表于 5 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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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省城岁月（1993年1月28日—2016年2月28日）（六）

4. 知音集团（2001 年 5 月 16 日—2016 年 2 月 28 日）（1）

2001 年 5 月 16 日是我并转到知音上班的第一天，与我一起到知音上班的还有李阳清、宋晓勤、管为等 3 名员工。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初夏早晨，虽然未能安排副总职务，而且一开始仅以知音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身份协助一把手工作，但由于感恩于胡总多年对我的看重，心里竟完全没有受到低待的郁闷和不快，相反认为把职级当作管理筹码是所有老板的共同特点，尽管胡总认识我多年，但毕竟没有与我真正共事，新来乍到先安排个副职给我试一下深浅也可以理解，因而依然是激情满怀，对在新的平台上凭自己的能力干出一番业绩、靠有为达到有位充满憧憬和自信，心情犹如当天的阳光一样灿烂。

从这一天起，到 2016 年 2 月底离开知音，我在知音连续工作了 16 个年头。这 16 年，除担任知音职院副职不到半年外，一直在大家认为的重要部门担任正职，其中三次担任人力资源部主任累计达 10 年，作为党委书记主政武汉信息传播职业技术学院 5 年，此外还短期担任过《商界名家》执行主编和综合部主任、法务部主任等职务，并在自己 60 岁那年（2012）3 月晋升为集团秘书长职级，两年后又于 2014 年 4 月被提拔为知音股份公司副总级协调员，享受知音集团副总级待遇，分工负责知音传媒集团暨股份公司人力资源管理及重要文稿起草和把关，同时主持长江商报兼并接收工作；2014 年7月起协助胡总管理长江商报，2015 年5月接替胡总担任长江商报董事长，2016 年 1 月起作为集团总经理办公会成员分管长江商报。在知音16年一直在重要岗位上负责，尤其是越老越受到重用，确实让知音内外许多人感到我很光鲜，我自己也十分感恩于胡总一直以来对我的看重和信任；可在全心投入工作、不断创造佳绩的同时，由于领导观念和管理体制等多方面原因，开始10年内心一直为工作上不能权责一致、待遇上不能同工同酬而郁闷和苦恼。

知音职业技术学院是湖北省妇联要求在省妇女干部学校基础上由知音投资与省妇干校合作创办的具有专科文凭的职业技术学院。由于纯属长官意志的“拉郎配”，加之知音管理理念和办法与众不同，合作不久妇干校部分教师就对知音有不少意见，以致在我上班不到两个月时发生部分教职工联名写信上访，向省纪委、省教育厅、省妇联等部门反映合作过程中知音方面存在的问题，要求解除与知音的合作。这一事件的发生，对于当时发展形势正如日中天的知音，无疑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情，胡总要求我和牵头副院长王仁山迅速做好上访教职工的工作，防止事态进一步发展。那几天我们住在学校找教职工谈话做工作，自己掏钱吃廉价盒饭，晚上就睡在会议室沙发上，很快就平息了事态。

经过此次事件的处理，了解到妇干校教职工对知音比较一致的负面看法，加上自己的切身感受，发现在知音担任部门负责人确实是一个苦差事和难差事。尽管已改制为企业，但知音并没有建立企业管理分级授权的制度，什么事都需要一把手领导点头，所有开支都需要上报一把手批准；只能领导吩咐什么做什么，没有做到位不行，为讲求效率在一线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处理紧急事项而没有事先报批也不行，因等待报批耽误了事情处理又得承担责任。

更让我难以接受的是给我的薪酬待遇。当时知音薪酬由工资和奖金两部分组成，知音把我作为本单位内部退休人员对待，不给我发工资只给我发奖金，而奖金执行的却是部门正职的最低标准，远低于同职级人员。当时工龄跟我相近的部门正职月奖金大多在 8000 元左右，而我每月却不到 4000 元，仅奖金一项我连他们的一半都不到，至于我所带给知音的刊号和经过我的努力为知音节省 40 万元的补偿费统统都是白送。到这时我才认识到这是我人生奋斗历程中首次犯下的选择错误，心里深为当时自己盲目决策而懊悔，真正体会到对于能做事、想做事的人来说，主动放弃具有自由和自主的“鸡头”，而去投靠他人甘当没有自由和自主的“凤尾”，是多么地悲哀和痛苦。

正在此时，知音兼并北京《中国新闻周刊》失败，为利用为此所租办公用房，更主要是为抵消兼并失败的负面影响，知音决定利用改革纵横杂志刊号去北京创办《商界名家》杂志。我觉得这是我离开知音去北京寻求发展的好机会，乘机要求离开学院参与创办《商界名家》得到同意，2001 年 10 月 29 日知音发文免去我知音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职务，任命我为《商界名家》执行主编。

《商界名家》属于市场性财经类杂志，当时知音还没有人有办此类期刊的经验，胡总爽快同意我离开学院担任该刊执行主编，并安排原湖北经济报记者王耀辉担任编辑，恐怕就是考虑到我们两人在经济类报刊当过主编和记者，对财经信息及政策了解和研究相对多一点的缘故。尽管想利用去北京办刊的机会择机离开知音，但想到完全由自己创业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心里还是做了两手准备，仍然对通过办好新刊提高地位和待遇寄予希望。赴京前，我对全国所有同类杂志的栏目设置和经营模式进行系统研究，吸取他刊所长，结合市场实际，与王耀辉一起精心策划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办刊方案，并根据当时国家推行《公民道德纲要》和提倡“以德治国”的政治形势，选择将当时的全国首富、在社会上道德口碑最好的四川“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作为创刊号封面人物，将介绍封面人物的文章冠以“德育新希望”的响亮标题。刘永好秘书对文章标题和思路十分赞赏，不仅热情接受电话采访，还积极为王耀辉当面采访刘永好作出安排，承诺届时给杂志10万元赞助。

大约11月下旬，知音决定由原知音杂志副总编关前担任《商界名家》执行副总编，带领一帮人马挥师北上，住在北京距甘家口不远处一栋住宅楼的3套住房里筹备创刊。此时，《商界名家》执行主编已由我 1 人增加到 4 人，实质上我已成为一名普通责任编辑而已。而且，令人费解的是，原来我和王耀辉策划的创刊号编辑出版方案和封面人物文章标题都没有得到通过，而后来出版的创刊号无论是栏目设计还是文章质量都并没有原方案好，尤其是将文章标题改为“从 1000 元到 83 个亿”，并改由不懂财经的知音女编辑负责采写，内容缺乏财经杂志应有的品位和风格，惹得刘永好秘书大为光火，从此不再接我和王耀辉的电话，10万元赞助费也就此泡汤。

这接连两个打击，彻底击碎了我继续留在知音发展的最后希望和信心，点燃了我内心深处寻求自主创业的强烈欲望。表面上我依然严格遵循知音关于重在“讲故事”的组稿要求，积极完成组稿和编辑任务，暗地里则加紧自立门户的各方面准备。一方面多方咨询了解在北京注册公司的条件和程序，同时利用组稿之便和与同学老乡聚会之机，四面出击寻找自主创业机会。先是自己上门找《中国改革》杂志社联系合作，争取国务院体改办作为主办单位组编大型画册《纪念邓小平南方重要讲话 10 周年·全国率先实现现代化县市发展成就集萃》。在国务院体改办邓海滨处长等人的帮助下，该方案已报经体改办常务副主任签字同意；不巧的是时任国务院体改办主任王岐山刚从广东省委常委调到国务院体改办，为确保十六大顺利当选中央委员，不同意体改办在十六大之前开展任何活动。接着通过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党建局局长的大学同学江金权，在聚会时认识著名青年经济学家钟朋荣和中央教育科研所博士毕诚两位浠水老乡，两人对我举办“纪念邓小平南方重要讲话 10 周年·全国率先实现现代化县市发展论坛”的创意表示极大兴趣，钟朋荣主动表示他愿意和毕诚一起与我合作成立公司，从这个项目开始，长期策划经营类似活动，股份比例各为三分之一，由我负责具体操作。对能与在京黄冈名人合作，利用其影响和资源经营公司我欣喜不已，此时已时近春节，打定主意回汉做通老婆工作，春节后即赴北京开启自己的事业。

腊月二十二回到武汉，兴致勃勃跟老婆说起此事，还没说完她就泼来一瓢冷水，坚决不同意我离开知音去北京自己干，并以离婚相威胁。我知道她的顾虑：一则她知道我是个急性子，怕我一旦没有联系到经营项目着急伤身体；二则她知道我容易感情用事，怕我经不住外面年轻貌美女性的诱惑而毁了家庭。见我心有不甘，她开导我说：“钱多有多用、少有少用，没有绝对标准，重要的是生活安逸和稳定。与其他中层干部比，知音给你的待遇是少很多，但与你现在每月 1600 元退休工资比，知音给的是你退休工资的两倍，人要知足。”看到老婆说的有道理，我只好舍痛割爱打消离职念头，竭力调整心态，努力删除当家做主的习惯和梦想，甘当一名听差，继续留在知音奉献勤劳和智慧。

春节过后，商界名家编辑部从北京撤回武汉知音本部，不到两个月胡总安排我一个新的任务，要我负责《企业家》杂志兼并工作。该杂志由省经贸委主管主办，其效益和影响曾一度与知音齐名，后因形势变化和经营不善而衰落。为贯彻省委整顿机关报刊精神，省经贸委拟将该杂志连人带刊号一并划转给知音经营管理。杂志兼并的最高境界就是把人员和债务减到最少、把资产争取到更多，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则需要负责兼并的人具有较强的协调运筹能力。胡总之所以安排我负责此事，就是看中我年方五十且具有处级干部身份，无论是在省经贸委领导面前还是在杂志社职工面前，说话都会受到尊重；而且自己已先行一步到知音，熟悉杂志并转的环节和流程；更主要是责任心强、反应灵敏、具有较强的驾驭能力和沟通能力，可以为知音争取利益最大化。当时刊号是稀缺资源，胡总的主要注意力是在刊号上，并没有想到要接收资产。结果，经过我的努力，将原拟划转到知音的职工人数由近 20 人减少到 10 人，还出乎胡总意料地接收了杂志社一栋临街三层办公楼和一辆小汽车等资产。初战告捷，知音专门发文授予我工作质量奖，虽然奖金只有 300 元，但对奠定我在知音擅长兼并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兼并企业家杂志期间，知音改任我为综合部主任，后又调任人事部主任；不久因我本人提出不想搞人事而于 2003 年 2 月改任法务部主任，同年 8 月领导又做工作将我调回人事部任主任。但不管在哪个部门，知音所有兼并项目均事随人走，继续由我具体负责。

继企业家杂志之后，接连由我主持兼并了省商务厅《市场时报》、省外办《良友》杂志、省扶贫办《脱贫与致富》杂志、团省委《湖北青年报》等 4 家报刊社； 2009 年 4 月从学院回到知音人事发展部后，又先后于2011 年和 2014 年分别具体实施了对中国致公出版社和长江商报社的兼并，因而被知音上下冠以“兼并专家”的美称。到 2016 年 2 月底离开知音时，除《知音》《知音海外版》和《打工》3 个杂志外，知音其他所有报刊和出版社刊号几乎都是由我具体负责实施兼并得到的；其中知音利用改革纵横刊号，继创办商界名家杂志之后创办的知音漫客杂志，月最高发行量高达 700 万份，年利润最高达到 7000 万元，创造了知音发展史上的第二个奇迹。此外，还在2003年成功实施对安得物业管理服务公司（原江鹰大酒店）的兼并，后来知音利用该项目接收的中北路黄金地段近 8 亩地产建成写字楼 4 万多平方米，年租房利润达 3000 多万元，成为现在知音生存与发展的主要经济支柱。这些兼并项目的顺利实施，不仅为知音丰富传媒业态形式、做大做强传媒主业奠定了基础，而且也为知音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创造了条件。大约从 2011 年起，知音年总利润中由兼并项目发展创造的利润占 50% 以上，之后知音核心期刊知音杂志的发行与效益逐年大幅下滑，到 2016 年集团利润主要由旗下中北路写字楼、信息传播学院和知音动漫等经由兼并项目发展起来的产业所支撑，这三大盈利板块的形成与发展都有我当年的直接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