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家明：一位50后的自编简传（连载25）

激扬文字 · 发表于 3 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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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省城岁月（1993年1月28日—2016年2月28日）（五）

1998年3月，国务院启动建国以来最大规模自上而下的机构改革，体改委改为体改办，由政府组成部门变为政府办事机构。随着主管部门职能由实变虚，杂志发行和广告经营更加艰难。使尽浑身解数好不容易支撑了 2 年，2000 年省委又开始对机关报刊进行整顿，要求除党报党刊外，其他所有报刊均不得对基层下达发行指标，新的形势让杂志社更加难以为继。为使自己尽快从杂志社得以解脱，同时也促使省体改办给杂志社员工安排一个好的出路，借助贯彻省委整顿机关报刊的东风，杂志社于 2000 年 6 月向省体改办党组正式提交要求停刊的报告。当时向从贵刚刚调任省体改办主任，正在筹划启动省体改办机构改革，因而没有立即就报告事项进行研究。

那一年机构改革减人幅度很大，省体改办公务员编制要由 36 人减到 23 人。为鼓励干部分流，当时省委制订了年龄达到 55 周岁或工龄达到 30 年的可以增加三级工资后提前退休的优惠政策。为实现省体改办减人目标，向从贵的基本思路是机关所有符合条件的干部均提前退休或离岗休息，同时将具有公务员编制的下属 3 个事业单位负责人一律退出公务员编制系列。但文件规定提前退休或离岗休息必须坚持自愿原则，均须本人写书面申请，为迫使“符合条件”的干部就范，向策划了一场像模像样的假竞争上岗，除了做笼子故意压低二级单位负责人分数外，还以党组的名义硬性将分数排在我们后面的他想将其留在编制里的机关干部留下来，而将我们几个二级单位负责人排斥在外。事后找我谈话做工作，说他为杂志社想到了一个很好的去向，就是连人带刊号整体并入知音，我符合享受提前退休优惠政策的条件，建议我办理提前退休，这样既可以在省体改办享受财政退休工资和公费医疗保障，又可以凭自己的聪明才智在知音再拿一份工资，而且对杂志社员工安置也是一个很好的出路。听说我与知音胡总熟悉，再三做工作要我出面与知音联系。

听到向从贵说的这个思路，尽管感到确实有一定道理，但多年来我一直只视仕途为正途，面对真要提前退休而结束政治生命，内心十分难过和不舍。当时文件规定机构改革富余人员给予两年的过渡期，过渡期内继续由财政发工资，过渡期过后即与机关脱钩，这一规定让我对未来忧心如焚，总怕在规定的期限里没有办理提前退休手续造成以后没有退休保障。犹豫不决之时专门打电话给时任咸宁市长的老朋友尹汉宁征求意见，他建议不要急着办理提前退休，等等看再说。他这话本来是正点子，后来事实证明这个规定根本没有兑现，当时省体改办几个胆大的对自己没有被纳入编制就是不管不顾，两年后并没有核销公务员编制，后来体改办并入发改委后一样受到提拔重用；可当时我却把两年后财政不再发工资看得很恐怖，不敢按尹汉宁说的那样下赌注。

为慎重起见，我又找在省委组织部工作的校友周华征求意见，他的意见与尹相反，认为能享受机构改革优惠政策提前退休、乘年富力强再干点别的事是一件好事，因为职级进步是个很复杂的事，继续留在机关未来能不能有较大发展谁都难有把握，省直机关很多人在处级岗位上干了十几年，到退休时依然是处级，不如趁早拿到财政保障再去自己做事。当时儿子刚上大学，家庭新增学费和生活支出不少，正需要改善经济条件，周华的一番话正中我下怀；同时看到省体改办机关和二级单位张汉生、秦珊林、李德军等几个比我年轻几岁的同事都主动要求提前退休，最终促使我做出办理提前退休的决断。

《知音》当时是全国闻名的休闲期刊，经济效益非常好，员工工资高得让人羡慕。我与知音杂志社总编胡勋璧认识很早，早在1987年5月胡总带领知音10多名员工到罗田春游时我们就相识，仅接触两天胡总就对我十分看重和欣赏，主动做我工作调到知音担任副社长，并将此想法跟县委书记缪合林进行了沟通，后因缪不同意加之当时我的志向是在仕途上发展而未调成。从罗田调到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后，1993年5月胡总又提出要我到知音并两次给我写信催促，因当时知音进人大多实行合同制，人事档案放在省人才交流中心，自己对非正式调动心存顾虑，故未应其美意。调到省政协后，1996 年10月胡总再次做工作要我加入知音，并请我业余帮知音总编室修改文件，还参与知音委托管理钟祥印刷厂谈判等接待活动，后因省体改委要调我担任改革纵横杂志社负责人而放弃进知音。

从我的电话中得知省体改办的想法，胡总非常高兴，连忙约我面谈。当时知音正致力于改制为集团公司，旗下只有知音杂志上下半月版、知音海外版和打工三本杂志，正需要刊号创办新的期刊，扩大媒体阵容。正当此时，省体改办有意将改革纵横杂志划转知音，这送上门的好事不啻于是天上掉下馅饼！胡是个追求成本最小化的高手，面谈提出的三点意见条条都体现了 “抠”的特点：一是要我找省体改办领导做工作将60万元补偿金额尽可能减少。二是正式员工愿意到知音的均实行聘用合同制，临时工则由省体改办出面辞退。三是建议我本人在省体改办办理提前退休，再由知音作为正式职工长期聘用，这样既可以为知音节约社保单位缴费和个人医疗费报销费用，又可以让我免除没有财政保障的后顾之忧。

省体改办领导对争取知音安置好我的工作倒是很负责任，分管领导黄光耀带着人事干部陈新民一起到知音跟胡总商量，要求把我作为知音集团副总经理安排职务。但胡总说知音是靠市场发展起来的，公司高管都是靠打拼出来的；虽然对我的能力早就了解，但一来就安排副总不符合知音用人规定，只能先安排部门正职，待遇与其他部门正职一视同仁，以后职务晋升则取决于工作业绩。当时知音正处于快速发展的势头，胡总在对外交往时往往表现得比较强势，省体改办领导看到对安排我当副总的事没有商量余地就反过来做我的工作，要我相信凭我的工作态度和工作能力迟早会进入知音管理层的。其实当时我自己对职务安排并没有过高要求，觉得既然办了提前退休，就不再有什么事业可言，只要在知音长期有事干、有工资拿、与其他同职级人员一样对待就行，就这样把事情确定了下来。

接下来履行杂志社并转的相关程序：先是组织员工就杂志社去留进行讨论，统一思想认识，在此基础上杂志社向省体改办正式提交停办杂志、安置员工的报告。接着是省体改办与知音签订并转协议，该协议初稿由知音起草，简单得不可再简单，仅仅明确从什么时候起将杂志社整体并转到知音，补偿费多少元，随刊划转员工多少人，人事档案如何管理，至于具体员工姓名和待遇标准都没有在协议正文中提及，更不用说对我个人的身份认定、职务安排和薪酬待遇有明确的约定。由于认识多年，一直感恩于胡总对我的赏识，我对其人品和承诺充分信任，因而对协议就没做任何修改，更没有就明确自己的职级和待遇事项提出任何要求，深信凭我的能力和贡献他绝对不会亏待我。可是去知音后不久就发现：原来情况是复杂而多变的，在雇主与雇员之间，由于多种原因，口说的往往难以兑现而且还查无实据，只有笔写的才有可能得以基本落实并有据可依。一向自认为还算比较精明的我，在并转到知音过程中居然犯了一个十分低级的错误，那就是因为自己盲目信任、过分自信和在别人面前死爱面子装大气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导致对一些涉及个人的权利在协议中没做应有的明确，害得自己在知音一直陷于被动，以致在 16 年后离职时居然还得不到应得的补偿。这对我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惨痛教训！

从省政协跳到杂志社，最大的好处就是进入了媒体这个新的领域，拓展了行业阅历和个人视野，逐步了解并掌握了一些文化项目操作办法。杂志社并转协议签订后，由于对到知音到底能否得到应有的对待心存疑虑，觉得有必要做点相应的应对准备，加之在杂志社两次组编画册都有一些收获，使我对编书编画册这个行当发生兴趣，趁杂志停刊后还没有去知音的空档，在同事宋晓勤和在省工商局担任私营企业处处长的同乡徐汉楚的帮助下，于 2001 年3月注册武汉德利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所谓公司实际上是个工作室，开始 3 个月仅我自己一人鼓捣，后来去知音上班后就从劳务市场聘来青山女孩梅燕林接电话跑腿。当年就策划实施 3 个项目：首单是在同乡李革鹏的引荐下为省发展计划委员会规划处组编大型研究文集《沿着‘主线’竞跑 · 湖北省市县产业结构调整实践与思考》；接着直接报经时任省人大主任关广富同意，为省人大研究室组编大型研究文集《新世纪市县人大工作研究》；8 月中旬又与省政协经济委员会合作编印大型画册《站在新世纪的起跑线上 · 湖北知名非公有制企业风采集粹》。3 个项目中前后两个均获得成功，唯有当时前期推进得最顺利、预期效益最好的人大项目因中纪委调查关广富个人书画册在全省人大系统公款销售而被叫停，所有县市人大寄来的购书预付款全部退还。两个项目的成功，分别得益于规划处处长刘元成和经济委员会主任李显朝的鼎力支持，他们出以公心、不计私利的人品至今让我感动。

小梅是个正直正派、值得信任的女孩，工作认真，处处替我着想，跟我相处得很好。那几年每天白天在知音上班，晚上就在家里忙组稿编稿，偶尔去省直机关联系业务就带着年轻貌美的小梅，被一些人戏称为“皮包公司”老板，经常受到一些客户的善意取笑。后来几年，在曾任省人大副主任的家乡老领导肖全涛和时任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肖安民、社会处处长张援朝、社会处副处长田启、能源处处长肖运保、省教育厅高校后勤管理服务中心前后两任主任沈晓春、姜敬耀、省卫生厅办公室副主任江世虎、洪山区体改委主任周承先、青山区科技局黄联盛等领导和朋友的支持和关照下，先后承接了省直机关和武汉市区直机关一些文字方面的业务，并由此而赚了一点小钱。对前述这些曾经给予我机会和帮助的所有领导和朋友，我始终心存感谢和敬意。

那几年业余经营“皮包公司”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在工资之外增加了一点收入，为儿子留学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更主要在于这种“堤内损失堤外补”的措施，有效冲淡了我在知音受到低待遇对待的郁闷和痛楚，对我受伤的心灵是一种很好的慰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