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家明：一位50后的自编简传（连载24）

激扬文字 · 发表于 3 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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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省城岁月（1993年1月28日—2016年2月28日）（四）

正当我动心要离开政协之时，机会自动送上门来。大约1997年7月的一个早晨，在省直门诊路口买早点时碰到时任省体改委副主任的老相识尹汉宁。没等我开口他就问我“你还在省政协写材料吗？”听说我还在码字，他说“我分管的改革纵横杂志社要选调一个社长主编，我觉得你蛮合适，如果你愿意可以到我这里来。”听到这消息我喜出望外，连忙表示同意。

《改革纵横》杂志社系省体改委下属的自收自支二级单位，没有财政拨款，员工工资和杂志出版费用全靠杂志社通过发行和广告收入解决。从工资有保障的省政协机关调到工资没有保障的杂志社，一般人难以做出这样违反常情的选择；可我那时因受憋屈太久太深，离开心切，以致有点饥不择食，根本没有考虑到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深信有熟悉自己的领导分管，自己完全有能力把杂志社经营好。

没隔多久，即被告知省体改委党组研究决定先平调我担任杂志社常务副主编、副社长，由我主持杂志社工作，并拟派人到省政协联系考察和调动事宜。听到这消息，当时我也不想想平调主持工作与一步到位担任社长主编有多大差异，更没有想到是否可以争取一步到位担任社长主编，就马上开始从上至下做省政协放行工作。常务副主席钟书樵与我层级距离远，最主要是因为他对我比较器重，担心直接找他会被断然拒绝而没有回旋余地，于是决定先去找分管机关的副主席程运铁。没想到程说：“小廖，你是省政协工作骨干，如果对现在岗位不满意，省政协机关的岗位由你点，我负责跟你做工作落实。人往高处走我理解，既然要走就要去个好单位，如果是个好单位我还可以帮你翻门槛，但体改委那个杂志社没有去头，建议你留下来。”听他这样说，心里顿时一阵感动，走的意愿一时出现动摇，但转念一想，自己要求调走的话已出口，仅凭这几句慷慨表态就留下来坐等“关照”，那样将会让我失去人格，何况我知道这之前因我“属王正强的人”而让我受委屈也有他一份“功劳”，于是谢绝他的好意，坚持请他同意我调离。接着去找新任秘书长金启方，金是从省委副秘书长调任省政协秘书长的，照道理讲应该是很有水平的，没想到他的回答让我啼笑皆非：“老廖啊，你也是老同志了，这两年机关进了很多新人，需要你这样的老同志带带。我们都几十岁的人了，也没有什么可求的，平平稳稳工作就行。”听到这话我哭笑不得，心想你坐着正厅级的位子、住着正厅级的房子，拿着正厅级的工资，居然还做工作要我这个副处级干部无欲无求，真是不知道哪根神经出了问题！由于去意坚决，省政协秘书长会议最终同意了我的调离申请。后来得知同意我调离并未向常务副主席钟书樵请示，钟知道这事后非常不满，批评他们放走一个副处级干部居然连招呼都不打一声！

3.湖北省体改委（1997 年 9 月 1 日—2001 年 5 月 15 日）

因前任社长和常务主编已于 8 月调省证券办工作，改革纵横杂志社急需有人管理，没等省委组织部下调令，省体改委就跟省政协办公厅协商让我提前于1997年9月到位主持工作，直到1997年12月省委组织部给省政协办公厅发出鄂组干（1997）553 号调动通知，我的人事关系才从 1998年1月1日起正式转到省体改委。

改革纵横杂志系省体改委主管主办的机关刊物，于1988年由时任省体改委副处长尹汉宁创刊，主要刊登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方面的最新发展动态和研究成果。我到任时杂志社正式员工有钟建勤、李阳清、王丽萍、宋晓勤、管为等5人，组稿和编务工作主要由钟、李、王三人负责，宋晓勤主要搞财务，管为主要搞发行，杂志社账上资金只能支付一个季度的费用，杂志发行量很小，包括赠送在内不足8000份。在我之前，杂志社社长和常务副主编（主编由体改委副主任尹汉宁兼任）分设，经营管理以社长为主，组稿编辑则由常务副主编负责。我接手后，这两个岗位的工作均由我一人承担，既要在杂志质量上有所突破，又要设法增加杂志社收入，以确保包括自己在内所有员工的工资福利不受影响并尽可能有所提高。现在回想起来，尽管单位人数不多，但在没有一分钱财政拨款的情况下，由我一个人承担这两方面的任务，确实担子不轻、责任不小。而且，杂志社编辑人手不足、力量不强，钟建勤和王丽萍在我到任后不久相继离职，后来委机关分来李觅方担任编辑年把时间也调到其他单位，虽然杂志编务有李阳清负责，但主要稿件组稿和编辑最后把关长期靠我一人承担。面对诸多困难，当时脑海里却没有过一点点畏难情绪，一到任就日以继夜地一门心思“两手抓”，很快在杂志质量和经营收入两个方面都取得显著成效。杂志在作者层次和文章层次上都有显著提高，吴敬琏、厉以宁、曹思源、钟朋荣、蔡舫等当时全国顶尖级专家经常应邀赐稿，在最能反映社科期刊理论文章层次和地位的国家级文摘权威期刊《新华文摘》和《人大复印资料》的转载率一直位居湖北社科期刊前列；而且杂志可读性亦有较大提高，栏目设置和杂志风格也有了较大改变，不再都是单调的理论文章和工作动态，后来在杂志停刊 5 年后居然还有不少外省读者来电来函到原主办单位联系订阅。同时，通过加大基层发行力度、实行协办单位定向送刊、招聘专人负责广告经营等措施，1998年创发行16500 份新高，发行数量较之前翻了一番，发行、协办和广告收入突破100万元，创历史最高纪录；从1999年起，面对体改委改为体改办后职能削弱的不利局面，及时在全省期刊界率先通过组织理事会筹集办刊资金，并先后借助社会力量和利用自身力量编辑画册创收，从而确保了办刊资金的需要。

在改革纵横杂志社工作期间我最感恩的是省体改委张道恒主任，他不仅亲自出面帮杂志社落实协办单位，而且主动关心帮我解决公务员编制，让我彻底告别了工资靠自收自支的后顾之忧，为我老有所养起了决定性作用。每当回想起来，当时的感人情景历历在目，心里总是满满的感动。那是他于1998年1月从荆州市长调任省体改委主任后大约不到3个月的事：1998 年4月上旬，他带队去潜江市调研企业上市工作，顺带帮杂志社联系潜江药业集团作为协办单位。可能是上任后了解到杂志社经营非常困难，感动于我每天为保证杂志社正常运转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工作，在回武汉的路上他在后排突然对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我说：“除了经费问题，你们杂志社还有什么问题需要我解决，我尽力给你支持！”我说“采编和经营上的具体困难我都可以自己想办法克服，尽可能不要领导操心，只是自己原在省政协是公务员编制，而到杂志社后工资全靠自收自支，现在快50岁的人了，心里总担心到时候退休费没有着落。”听我说完这话，他的回答更让我吃惊和感动：“我回去问问办公室，看机关还有没有公务员编制，如果有编制而且也符合政策，可以考虑给你解决。”原以为这事或只是说说而已，即便落实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没想到张主任说到做到马上付诸行动，回来第二周就帮我解决了公务员编制，从次月起工资就改由省体改委机关发放。得知这个消息，我感觉自己简直像做梦一般，如同天上突然掉下一个大馅饼，那个意外和高兴简直无法言表，庆幸自己碰上张主任这样的好人好官，心里对他充满了感恩和敬意。后来每次领工资，尤其是退休后每次收到退休工资到账的提示信息，心里总会闪现对张主任的由衷感激。

在省体改委工作的 4 年还有两个收获：一是分了房子。张道恒主任是一位喜欢给干部职工办实事的领导，一上任就立马着手与省民宗委和省地震局合作，利用地震局洪山侧路职工宿舍地皮，以职工集资建房形式给体改委每位处级干部分一套福利住房。对比省政协分房由有关领导个人说了算，省体改委分房则很公平与阳光，完全按照职级和工龄分配。在省政协分房中受到不公正对待后，我退回了省政协所分的旧房，在水一小庄素珍校长和闫晓彬副校长关心和帮助下，先在校内一间13平方米平房艰苦过渡一年，后在儿童公园旁省计生委宿舍楼属水一小所有的两套宿舍中分得一套住房。虽然是套房，但面积不到50平方米，尽快改善居住条件是我们夫妻俩的热望。正在此时，省体改委一视同仁地给我分得一套面积约135平方米的福利新房，内心充满了受到公平对待的喜悦。二是提了职级。张道恒主任调任武汉海关关长后，由省体改委副主任调任省政府副秘书长的尹汉宁接任省体改委主任。大约1999年8月，尹主动安排组织对我和《民营导报》杂志负责人李德军进行考察，根据考察情况委党组研究决定将我俩提为正处，并在全委干部职工大会上正式宣布了这个任命决定，但考虑到省直机关机构改革在即，中央规定在机构改革前不能突击提拔干部，故决定待适当时机再下发任职文件。之后不久尹调任咸宁市长，这事就搁了下来，直到向从贵调任省体改办主任后才于 2000 年10月正式任命。本应于1999年8月明确的职级一拖一年多没有发文，仔细思量责任还是在我自己，在于我过于自尊和自重，不愿意为自己的职务让担任直接领导的老朋友为难。现在想来，假如当时我就此与其稍作沟通，下发任职通知就不会拖这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