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家明：一位50后的自编简传（连载23）

激扬文字 · 发表于 4 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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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省城岁月（1993年1月28日—2016年2月28日）（三）

1996 年 9 月 10 日被安排到省直机关党校学习，在那里度过了两个月充实而快乐的时光。那一届省直机关党校共招两个班，每班80多人，我在二班。当时党校教学内容主要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邓小平理论，多数同学都觉得这些内容没有学头，上课主要是应付考勤，而我却十分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对每一门课程都感兴趣并认真思考。

有两件事至今记忆犹新：一是在本班演讲。哲学课后班上组织联系实际讨论消化教学内容，我即席作了题为《从哲学的角度看毛泽东与邓小平治国思路的相同与不同》发言，提出两人的不同之处在于：毛泽东重视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通过放大人们的共同理想推动革命和建设，体现在党对社会基本矛盾认识上就是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注重改善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条件；邓小平则重视物质的决定性作用，通过放大人们的个人欲望推动社会发展，体现在党对社会基本矛盾认识上就是认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在其复出后迅即实行奖金制度，鼓励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两人的相同之处是：两人都是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的典范，毛泽东时期革命战争艰苦卓绝，新中国刚刚成立各方面百孔千疮，只能通过充分激发人民群众投身革命和建设的精神力量，才能夺取革命胜利，才能尽快在建设上取得成就；邓小平时期如果不顾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要求不断增长的社会现实，继续要求人民群众树立假大空的革命理想，勒紧裤带搞建设，就不可能让人民群众释放发展生产力的巨大积极性，改革开放就不可能取得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二是在全体学员大会上演讲。学习快结束时党校组织两个班学员一起交流学习体会，我被推选作为二班代表在大会上以“加强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修养是提高全社会思想道德水平的关键”为题发言，对当时存在的“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不良现象、造假成风的社会风气和腐败弥漫的严峻形势进行了辛辣批判。这两次演讲均获得在场人员满堂喝彩，被学员戏称为“廖大侃”。

1997 年是我在省政协工作的最后一年，也是我感受到最为受到省政协领导重视的一年。开年不久，负责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议秘书处工作人员安排的全国政协办公厅研究室通知湖北省政协，抽调我担任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议政协特邀组秘书组长，这对我是一个莫大的荣幸和鼓舞。

2 月 27 日上午，我随参加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议的在鄂全国政协委员乘南航班机飞往北京；登机前在湖北饭店二号楼与在鄂全国政协委员一起观看正在举行的邓小平追悼大会电视直播，目睹了江泽民致悼词时的泣不成声。政协特邀组共有全国政协委员 52 人，小组住地在京丰宾馆，会场安排在九楼会议室，召集人为上海市政协主席陈铁迪（女），成员中大多为省市政协主席，也有少数著名企业家和其他方面名人，印象最深的有福建省政协主席游德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林则徐嫡孙凌青，著名私营企业家王翔，钢笔字书画家庞中华等。列席该组会议的共计18人，均系没有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省市政协常务副主席和省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湖北省列席该组会议的是省政协常务副主席钟书樵、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南官衡。会议期间，多次服务省市特邀组成员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亲眼见识了人民大会堂的金碧辉煌、恢弘壮阔、庄严肃穆；同时身临小组讨论现场，亲眼见识了那些省级高官讨论发言的平凡与风趣，还见识了参加联组讨论时李瑞环、刘华清等中央政治局常委讲话的幽默与随和。

参加这次会议还有一个重大收获，就是通过实际工作接触，得到列席会议的省政协常务副主席钟书樵的重视和欣赏，会间休息日他带着秘书和我一起驱车河北游览保定府和距保定西北约 20 公里处的陵山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会议结束后由我起草的《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议精神传达提纲》再次给他留下很好的印象，以致 4 月上旬他组团考察云南边境贸易情况时又点名要我参加。那次考察是我平生参加的最豪华、最开心的一次考察，考察团由钟书樵任团长、省政府副秘书长王崇元任副团长，成员有省商贸厅副厅长杨育顺、省政府办公厅秘书处长谢伯卿、钟书樵秘书毛卓水和我4人。考察团在云南活动10多天，不仅游览了云南境内大部分著名景点，还从几个主要口岸出境领略了缅甸异国风光，云南省政协派专人专车陪同服务，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接待。

在我一到省政协就崭露头角、负重笔耕的同时，妻子徐偶朋调到水果湖第一小学上班也很快获得成功，并一开始即成为该校教学骨干。那时水果湖在湖北人眼里是权力的象征，调进水果湖工作尤其是两口子同在水果湖工作是一般人不敢想象的事情。记得1987年下半年一次到水果湖出差顺便去拜访一位领导，闲聊时说到如有机会想请他帮忙把我调过来的愿望，他说“你以为水果湖是那好进的，一般人想进就进得来？”或许其本意并非恶意，但在我听起来满是轻蔑，分明是讥笑我异想天开不自量力。

到省政协上班后，我迅即思考并着手联系妻子调动问题。水果湖一小和二小都是由省教育厅直管的小学，与省政协相距均仅几步之遥，省直机关干部子女都在这里就读，学校条件优越，自然是联系调动的首选。妻子是非常优秀的小学数学教师，无论是在罗田一小、二小还是在余家头小学，所教班级考试成绩每学期都是年级第一，对其教学能力我充满信心，关键是要有人帮忙向两所学校的领导引荐。

通过搜索所有人脉资源，得知自小就很看好我的罗田县教育局肖正仲股长与在省教育厅工作的罗田老乡余更新处长是初中同学，连忙与肖老师联系请他介绍我与余处长认识。余处长是个热心人，听我说完情况满口答应找机会跟两所学校的领导说说试试。不久得到回话，二小领导表示愿意接收，但希望我所在单位省政协给二小安排一个教师子女。得到这消息，我马上意识到这位校长要么是高估了我的地位和能力，要么是为不同意接收找借口，于是彻底断了联系去二小的念想，同时对联系调一小能否成功亦心存疑虑。

正处山重水复之时，大约 4 月上旬，与我们夫妇关系甚好的罗田县教育局副局长欧万铭来汉出差，告知一小副校长闫晓彬是罗田三里畈人，并亲自带我去团省委找罗田老乡程志帮忙引荐。正好程志是徐偶朋的学生，听说老师想调到一小，十分高兴和热情。在其引荐下，我与闫晓彬及其妻熊秀荣老师很快见面认识，在闫熊两口子帮助下，约定 4 月下旬一天晚上我带徐偶朋去他家与校长庄素珍见面。那天晚上我们刚到闫校长家坐定，庄校长接到闫的电话立马从自家来到闫家。庄校长也是教数学出身，对小学数学教学很有造诣，仅与徐偶朋“闲聊”几句就对其颇有好感，爽快表示欢迎，约定 5 月 4 日来校履行试教程序，内容为五年级“反比例教学”。

讲课是徐偶朋的擅长，去余家头小学试教仓促上阵，而且头天晚上蚊子咬得一夜没睡，居然获得巨大成功，这次试教准备时间长达七八天，效果自然更好，接收问题就这样顺利敲定。后来办调动手续时也很遇缘，正好在省教育厅人事处工作的胡兴也是罗田老乡，在其指导和帮助下人事处有关人员及时下达调令，徐偶朋于1994 年 9 月 1 日正式到水一小上班。自此 18 年，她在这里创造了自己人生最辉煌的历史，以其突出的敬业精神、超群的教学技能和连年第一的教学实绩，赢得了全校教职工的普遍认同和尊敬，被民主投票评为湖北省优秀教师并被评聘为中教高级职称。

在工作单位最痛苦的莫过于付出最多、贡献最大，不仅得不到相应回报，反而遭受排斥和打压。照道理讲，新来一个能承担大稿的人，同事和各相关上级领导都轻松一截，这对大家应该都是个好事。可当时的省政协机关风气极为不正，整个机关不讲工作讲关系，办公厅领导成员中有的人在人事上搞团团伙伙，心思不用在工作上，而是用来搞派系斗争；加之主席是兼职的不管具体事，而驻会副主席都是从党政机关退转到政协过渡的，到政协后的主要任务就是趁还没完全退休抓紧时间办个人“后事”，他们接触和关心的只是为自己服务的秘书和司机，以致自进省政协开始，嫉妒、排斥和压制就一直伴随着我，接连几年自己一直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我是王正强秘书长拍板调来的，王曾任省委书记韩宁夫秘书，是一位十分正派、公道、清廉的领导干部，我与他没任何私人关系，更没有任何利益交往，而且，调我进机关是在办公厅已经决定研究室要进人的情况下由我个人自荐并经组织考察和集体研究决定的，完全是出于工作需要的正常调动。十分荒唐的是，由机关一把手主持决策进人本应是天经地义的正常事，而当时办公厅领导成员中跟王闹矛盾的人却借题发挥以人划线，把我划为王正强的人，一个对我横眉冷对，明火执仗打压；一个对我阴心软制，暗里作梗排斥。十分奇怪的是，研究室领导与办公厅一把手并不同心同德，而是与其他领导打得火热，尽管我为他承担了所有大稿的起草任务，让他舒服地当上“甩手掌柜”，他却因以人划线而与我格格不入。十分郁闷的是，个别在那条线上的同事也跟着凑热闹，自己写的文字材料总难以一次性过关不从自身检查，反而嫉妒我所起草的文稿几乎每次都一次性通过，时常在背后说这说那。

面对这压抑的人事环境，自己只有忍气吞声、委曲求全，相信只要勤恳而卓有成效地工作，时间久了环境或许会逐步改变，哪知道后来分房和提职两件事更让我看到在当时的省政协机关几乎没有公平和道理可言。1994年下半年分房，按工龄、资历我完全应该分新房，可结果故意分给我旧房，而把比我晚进机关且工龄短我十几二十年的省政协领导秘书和司机分进新房；1996 年机关提拔干部职级，居然把每次写稿子都难以顺利过关的那位年轻同事提拔为实职副主任，而将我定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据说还是王秘书长主持公道据理力争才得以实现的。经历了这两次打击，自己原想在省政协机关一展身手的雄心壮志逐渐消逝，随之而来的是急切的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