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家明：一位50后的自编简传（连载21）

激扬文字 · 发表于 5 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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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省城岁月（1993年1月28日—2016年2月28日）（一）

从 1993 年 1 月 28 日举家走出山城来到武汉，到 2016 年2月28 日正式离职休息，我在省城接连工作 24 个年头。这 24 年，职业经历了从高校到机关到媒体的三次转变，仕途经历了由正科向正处的两级迈进，家庭经历了五次搬迁而最终得以安居，生命经历了由壮年走向老年的自然变化，是我人生从付出到收获、从奔波到稳定、从追求到知足的逐步积累和嬗变的重要时期。回想这24年，既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误的懊悔；既有奋进的快乐，也有挫折的郁闷；既有被人看重的享受，也有遭人暗算的苦恼，虽然没有大富大贵，但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仅仅依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能从偏僻山村来到省城象征权力的水果湖地区安身立足，这已经是我人生自我实现的最大满足；尤其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儿子从这里走向了世界。

1.武汉水运工程学院（1993年1月28日—1994年1月31日）

1993年春节是我们一家在罗田县城过的最后一个春节，正月初六（1 月 28 日）一早，在一阵轰轰烈烈的鞭炮声中，我们乘坐着县政协安排的车辆，在内弟东升、鹏升和弟弟五一的陪同下，举家驶离罗田县城，奔赴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开启了我新一轮时间仅有一年的高校工作序幕。

住房安排在与余家头小学一墙之隔的一栋三层楼房的三楼，虽然是多年的旧房，但面积加起来也有两室一厅，还有厨房和厕所，而且楼房前面就是菜场，下班买菜和妻子上班都很方便。教学安排带大一和大二的公共英语，既教阅读，又教听力，每天至少有三课时教学任务；可能是考虑到我在县直机关当过领导，想通过满足管理欲望调动我的工作积极性，教研室本科公共英语教学总共只有两个年级教研组，我新来乍到，杨主任竟然安排我担任一个年级的教研组长。

从拥挤、嘈杂的山城来到地处长江之滨的水运学院，眼看着那地势平坦的校园、高大气派的楼房和绿树成荫的马路，心神愉悦，耳目一新，仿佛远离了尘世的纷扰，来到了世外桃源，真正体会到“无官一身轻”的感觉。可是，这轻松的心情没持续几天，很快就被如何在专业上站稳脚跟、赶超同事的焦虑情绪所替代。开学伊始雄心勃勃，尽管离开专业岗位达10年之久，但坚信只要自己努力，一定会在同事中做到最好，下决心要通过出色的教学科研成果把缺少10年教龄造成的损失补回来。

在这种心态支配下，那段时间我没日没夜地紧张工作。上半学期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上，除上课、批改作业外，由于丢下专业太久，翻开书本满眼单词都似曾相识但又难以确认准确的词义和用法，为避免上课出错，每天备课几乎都要花大量时间和精力重查字典，把课文和作业中许多单词和短语的词义及用法确认一遍。到4月下旬，备课及教学压力逐步减轻，就开始思考在科研上如何有所作为。最开始准备写英语教学论文，后来在书店买书时发现有《饭店英语》等专业英语会话教程突然来了灵感：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掀起了新一轮对外开放高潮，来中国经商、求学、观光的外国人越来越多，的士司机接触外国人最频繁、最直接，如果编辑出版一本配音的《的士英语》，对的士司机将会很有帮助。于是回到学校就立马动手策划书稿构架和篇目设置，然后拿着编辑方案找同学邹志勇，邀请其承担后面8个部分的编写任务。大约一个月时间就完成全部书稿的编写，当时人民交通出版社武汉记者站就设在水运学院，我马上找到站长李剑宏联系出版事宜，没想到出奇的顺利。1993 年 10 月该书与所配套的磁带一起由人民交通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我和邹志勇都欣喜不已，这既是我们两人第一次取得的专业成果，也是我们第一次拿到比较高额的稿费。印象中稿费好像有3500元左右，除去两家到餐馆聚餐庆贺的花费，剩下部分二一添作五，每人大约1600元，我把这钱拿到中南商场给妻子买一条金项链作为纪念。

随着新鲜感的逐步褪色和对高校情况的逐步了解，逐渐感到在高校从事教学工作并不利于自己的发展，不仅比在机关从事行政工作要累得多，而且原在罗田工作时经黄冈地区社科中级职务评审委员会授予的助理研究员任职资格到这里并不能相应转任讲师职称，需要重新履行评定手续；更为要命的是教龄是职称评定的硬指标，无论教学科研如何突出，10年教龄缺口都不可能补上，职称会永远掉在同龄人背后；加之当时学校非常清贫，每学期只发红蓝墨水各一瓶、备课本和信笺纸各一本，电话和交通等消费均由自己掏钱，与在机关工作大相径庭，时间长了愈感失落，所有这些迫使我不得不思考趁早寻求新的出路。

大约是 1993 年 9 月中旬的一个周末，我专程从学校乘公汽到水果湖北环路政协宿舍陈守良、胡淑君夫妇家串门，希望能得到一点省直机关缺人的信息。果然不虚此行，得知我的想法，两口子连忙说“你来得正是时候，最近刚好听说省政协办公厅研究室缺给省政协领导写讲话稿的，想物色一个得力的笔杆子调进来，但目前还没有物色到合适对象，如果你想来就赶紧找省政协秘书长王正强联系。”得知这一信息我心里大喜，对调到省政协充满信心，因为王秘书长对我的情况和能力都很了解，1992年10月省政协在襄樊召开全省《湖北政协工作通讯》通讯员会议，分组讨论时我的即席发言得到他的充分肯定和赞赏，由此对我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回到学校，当晚就给王秘书长写了一封简短的自荐信，大意是告知我已从罗田县政协调到水运工程学院，因10年没有从事教学工作职称问题难以解决，听说省政协需要调进文字工作人员，如果领导觉得我可以胜任，我愿意调到省政协工作。没想到这封一页信纸都没有写满的短信寄出后，当周就被告知王秘书长已将该信批转给省政协人事处，要求人事处尽快与水运学院人事处联系办理商调手续。

虽然省政协接收如做梦一般顺利，可水运学院放行却遇到了极大麻烦。听说我刚来半年就要调走，相关领导十分震怒，认为我是有意将学校当成跳板，院长孙国正下死命令，“廖家明坚决不能放，要调走就只能回罗田” 。王秘书长将信转到人事处大约个把星期，印象是 9 月下旬的一天，省政协人事处许建华处长打电话给水运学院人事处联系对我进行考察，学院人事处明确回复不同意我调出且不接待省政协对我的考察。为改变这种僵局，我一方面直接找孙国正院长和人事处武汉强处长恳切说明情况，力争其消除误会、增进理解；同时通过知音杂志社胡勋璧社长和光明日报湖北记者站夏斐站长分别找省高工委前任书记崔建瑞和现任书记余凤盛帮忙在水运学院书记、院长面前说情，我自己还在夏斐介绍下去余凤盛书记家当面请求他帮忙做工作，一个多月后两个方面都回复打过招呼，可学院方面却就是没有任何动静。正在为调动放行没有任何进展而焦躁不安，又碰上刚上初中没多久的儿子在放学路上遭遇学生拦路“擂肥”受惊吓，坚持要回罗田而哭闹不止，让本来就郁闷烦躁的心情雪上加霜。

山重水复之际突然想到省人事厅调配处鲁科长，心想既然“水运”进人要经他办理审批手续，或许他可以做上工作，于是又赶忙去找省政协陈守良老大哥，请他帮忙就此与鲁科长沟通。鲁再次出奇地爽快，当即跟陈守良说：“这个好办，你叫老廖跟政协人事处联系，请他们明天派人去水运考察，我跟水运人事处打个电话叫他们接待。”说完他就拿起电话给水运人事处打过去，接电话的正好是管人事调动的科长李建华，鲁开口就不客气：“听说省政协想到你们那儿调个干部你们不接待，这像什么话？你们是部属院校不错，但你们在湖北还需要湖北支持啊！每年湖北给你们贡献那么多人才，现在从你们那里选拔一个人才就不行？请你赶紧跟处长和学校领导汇报，明天省政协人事处去考察，你们再不能不接待。”就这样，拖延了3个多月的放行问题，就省人事厅一位科长这么一个电话解决了！1994年1月10日，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向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党委邮发鄂祖干（1994）44号文，正式调我到湖北省政协办公厅工作。事后我又一次感叹：真是“县官不如现管”，小人物解决大问题啊！

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是我到省城工作的第一站，虽然只工作一年就离开了这里，但这里给我的好感却是后来几个单位都不能比拟的。在这里，我所接触的人，没有铜臭、阴险、嫉妒、冷漠和势利，有的只是发自内心的善良和淳朴、不求回报的热情和付出。每每回想起这段时光，总忘不了联系调动时邹志勇同学对我的帮助、杨松衡主任对我的关照、刘登祥书记和刘升明副主任对我的友好，还有全教研室老师让我感受到的集体温暖；总忘不了在那短暂的时间里与学院李格升、潘定宇、文道贵、胡幼常等罗田年轻老乡的结识和相处，他们的热忱关心和帮助给了我战胜困难的力量和勇气，并由此而有幸与他们建立了长期的友谊；总忘不了在学院招办工作的浠水老乡郭伦全老师对我的看重，就因为出于对我敢于“弃政从教”的佩服和欣赏，就生面见生人帮我把同村堂侄廖祥明招进学校；即便在我调离学校几年之后，再去找他帮忙招录学生时，他仍热心帮忙一如既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