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家明：一位50后的自编简传（连载15）

激扬文字 · 发表于 2025-8-5 07:3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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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罗田十年（1983年7月29日—1993年1月27日）（一）

从1983年8月10日到罗田县人事局上班，到1993年1月28日（壬申正月初六）举家搬离罗田到武汉工作，我在罗田县直机关工作接近10 年。几十年后，每每回想起这段时光，虽然有一些遗憾和不快，但那里留给我的更多的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脉搏在自我实现的道路上不断奋进的记忆，诸多精彩画面顿时浮现在眼前，内心更多的是感到欣慰。10年间只用两年半时间就实现了从普通干部到正科级的4级（副股级、正股级、副科级、正科级）跨越，成为当时全县较有影响的年轻领导干部之一；同时还跻身县直机关“御用文章”写手行列，在当地被冠以“笔杆子”桂冠；先后精心策划实施了成立罗田县智力开发服务公司和征地建私房两件大事，前者为自己在罗田崭露头角搭建了阶梯，后者则无意中成为我出走罗田、奔赴都市的反冲动力。

1.县人事局（1983年8月—1985年9月）

回罗田原本是联系调到县委宣传部，结果负责办理调动手续的县人事局竟成为我回罗田改行从政的第一站，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原来当时县人事局也缺人，局长朱乔和副局长卢银民看了档案后，觉得我不仅历来政治和工作表现好，而且又是当时最紧缺的大学生，属人事部门选拔工作人员的最佳人选，就决定把我留下来。时值改革开放初期，人事工作仍然为计划经济思维和政策所主导，县人事局在招干、转干、工资调整和人事调动等方面权力很大，调进县人事局工作是许多人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虽然这一改变对我后来的仕途进步或许并没有太大帮助，但当时在常人看来留在人事局肯定比到宣传部要好得多。多少年来，只要想起或谈起在罗田的岁月，心里就会自然想起调回罗田时遇到的徐维和、欧阳涛、卢银民和朱乔这4位贵人，对他们对我的热忱帮助和由衷看重充满感激。

当时县人事局工作任务十分繁重，平反冤假错案还没完全结束，办理职工退休顶职正处于高潮，整顿“以工代干”正在推进，科技人才管理服务工作已经启动；县人事局在县招待所院内一长栋两层楼二楼一间大办公室里办公，全局只有9人，除朱、卢两位局领导外，还有李永昭、梁德刚、刘益民、袁济涛、姜庚坊、卢义煌和叶俊甫等。我的到来填补了县人事局没有大学生的空白，因而在调整工作安排时，局里主要公文起草和与之相关资料管理等工作就自然落在我的肩上，同时还要协助各业务股的一些紧急工作。

1983年是中央要求推进干部队伍“四化”建设、大力选拔大学生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的一年。上半年地委组织部按照上级要求从在罗田工作的大学生中选拔了5名干部充实到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8月份我到人事局上班时县里正在酝酿选拔大学生担任县直机关领导干部。虽然当时的干部政策对我有利，但我对自己所面临的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一方面自己属新来乍到，绝不可能天上掉馅饼马上提拔我，且因自己是在大力提拔大学生时调回罗田改行从事行政工作的，就很有可能被周围相关的人所猜疑和妒忌；同时对自己未来在罗田政界有所作为也充满期待和信心，深信只要自己做到工作踏实有效、为人谦虚谨慎、能力相形见长、择机崭露头角，就一定会被组织发现和重用。

怀着这一信念，我满怀激情地投入新的工作。每天早上提前上班，把办公室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去开水房把8个开水瓶灌满提到办公室摆得整整齐齐；晚上自觉加班完成白天遗留的工作，或撰写公文和整理文件资料；星期天只要单位有事就主动参加，节假日总是把值班揽到自己身上、把休息让给别人。那时，因工作关系经常有县委、县政府和县委组织部领导来访，每当这时我总是埋头做事，从不主动打招呼，也不参与接待，以免别人认为我攀高媚上；但如果局里来了衣衫褴褛要求落实政策的人员，尤其是对那些上访多次而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老大难”人员，我则主动热情接待，还沏茶敬烟，耐心宣传解释政策，积极推动其合理诉求的解决。对领导交办的每一件工作都认真对待，自觉坚持精益求精，不做到自我欣赏的程度不罢休。

记得上班第 10 天卢银民副局长就安排我起草全县整顿“以工代干” 工作总结报黄冈地区人事局。之前我从未写过有关人事工作的材料，尤其是对全县整顿“以工代干”情况几乎毫无了解，在听取卢副局长简要介绍该项工作进展情况后，自己一头躲进局档案室对地县两级人事局有关文件进行系统研读，总结归纳出此类材料行文结构和文字风格特点，然后在此基础上模仿、发挥和创新，两天后成文上交，获得地县两级人事局领导一致好评。局长朱乔绰号“朱疯子”，喜欢开玩笑，或是为了证明自己具有人事局长应该具有的识人用人眼光，同时也让有关领导对我有个好的印象，一天县委组织部一位副部长来人事局商量工作，朱局长将该文递给他开玩笑说“你看看我们报给地区的这个材料，看看你们组织部有没有人写得出来” ，然后指着我说“就是这个我们刚从黄石调回来的‘廖眼镜’写的” 。我在罗田县直机关获“笔杆子”称号即由此始。

没想到上班没多久发生了一场不小的意外风波：不知道是县一中还是县教育局有人向新学期到教育单位检查工作的县委副书记袁善楚告状，说我上大学前就是教育系统职工，带薪读书几年，毕业理应回教育系统工作，且县一中又正缺英语教师，而我现在却改行到行政机关，违反了国家关于教师管理的政策。听到这个反映后，袁善楚很快在县委研究教育工作的会议上提了出来，据说会议决定要做工作把我调回教育系统，安排到县一中工作。局领导传达的这一信息犹如晴天霹雳一下子把我炸蒙了，好久没有缓过神来。看到我顿时发呆、无助的神态，朱乔局长安慰说“你是毕业留校再调回来的，与毕业直接分配回罗田的情况不一样。如果确实不想回教育，我再找县委领导帮你反映一下，你自己也直接去找找他们。”

说实话，去一中工作在那年代也不是很差的选择，毕业前我就曾打定主意毕业回罗田到一中教书，问题是在被告状的情况下由组织强迫去一中则是一件很郁闷、很羞耻的事情，如果成为事实那就会让我很没面子，成为我的毕生之痛。所以，我打定主意要竭尽全力争取所有相关领导的理解和体谅，促使领导不再督促落实这个决定。于是，我抛开一切顾虑，鼓起勇气，三天内分别直接登门到组织部朱云山部长和田新副部长家、宣传部长何平家和县委副书记袁善楚家向他们汇报情况、申述理由、表明态度，并与妻子一起去一中汪云洋校长家说明情况，以打消一中继续要我的念头。也不知道是朱乔局长代表组织做工作起了作用，还是我自己四面出击申诉起了作用，此事最后就不了了之。

朱乔局长在县直机关向以敢于直言、刚正不阿而闻名，其“疯”性格的表象，掩盖的是他异乎常人的处世方法、管理能力和用人智慧。他看上去简单粗犷，实则非常细心，喜欢从细节上看人，善于保护和调动干部的工作积极性。我上班后的所作所为他都看在眼里，时常给我以肯定和满意的目光，让我感受到一种无声的鼓励。上班大约快3个月时，县里提拔大学生进入县直机关领导班子名单终于揭晓，白天同事互相传递这些人事变动信息，我在旁边一直默不作声。怕我因为自己也是大学生而没有被提拔有思想情绪，下班时趁别人走了我还没走，他装作不经意地冒一句“提拔干部的事说不清楚，这次提拔的这些人我看有的也不怎么样，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还没有你强，你要是回来得早一点，说不定也可以搭上这班车！”他就是善于这样巧妙地做思想工作，以轻描淡写的方式打消干部不切实际的想法，从而鼓励、引导干部保持良好的状态继续前行。

后来大约在快到年底时的一天晚上，我正在办公室加班，他推门进来站在我办公桌前一边抽烟一边说：“呵，又在加班啊！这半年你干得不错，大家反映很好。不过，你是大学生，做好具体事是一个方面，有时候在公开场合对一些事情还要有点观点哈！”我明白他的用意，他是通过指出努力方向让我知道他在关心我的进步，顿时感受到一种父辈般的温暖；同时心想自己在大学留校从事学生工作，没有观点能承担得了吗，回来这半年之所以紧开口慢开言，那是因为还没有到我开口的时候哦！1984年春节后，按照机构改革的统一部署，县人事局和劳动局两家合并为县劳动人事局，朱乔局长继续担任县劳动人事局局长，原劳动局副局长王寿康、徐金洲和原人事局副局长卢银民3人担任劳动人事局副局长，我则被直接任命为局办公室主任，成为局长办公会成员。当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科局级干部由县委研究任命，股级干部则由各科局级单位研究任命报县委组织部备案。我知道，半年时间我能一跃越过副股级而成为正股级干部，在县直机关也可谓是一个跨越式进步，这就是朱乔局长对我力所能及最大程度的提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