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家明：一位50后的自编简传（连载13）

激扬文字 · 发表于 2025-8-4 07: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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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师院时光（1978年3月15日—1983年7月28日）（上）

1978年3月15日是与我生日、结婚日和生子日一样刻入我终身记忆的日子。那天早上 6 点不到，我从县教育局客室翻身下床，怀揣着华中师范学院黄石分院的录取通知和奔赴美好未来的向往与激情，挑起简易的行装，急忙赶赴罗田长途汽车站，跟与我同时被录取到黄石分院英语系的三里桥罗田同乡林志鹏会合，结伴乘车入学。其时罗田至黄石没有直达汽车，去黄石的乘客得在黄石对岸的浠水县散花镇下车后再转乘轮渡过江才能到达黄石。那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虽然阳光时隐时现，而且天空中还夹杂着一层薄薄的春季常有的黄沙雾，但我们内心却阳光灿烂，一路上畅谈着各自所在公社的高考录取情况，引来车上许多羡慕的目光。

华中师范学院黄石分院创建于1973年4月，其时建校尚不到5年，校园和校舍几乎全是黄石一中搬迁到新大楼后给腾出来的。我们七七级入校时，学校东面是黄石一中，西面是雅称为“青山湖”的黄石电厂排放煤灰废水的灰塘，南面是石山，北面是黄石电厂子弟小学；除在“青山湖”边抢修的一栋两层楼七七级男生宿舍外，全部校园和校舍都集中在一个长不足600米、宽约400米的小山埂上；全校大小建筑物包括工棚式平房总共约20来处，其中只有1栋四层楼的主教学楼，此外比较成型的建筑物就是3栋四层楼教职工宿舍，1栋被戏称为“巴黎圣母院”的两层凹字形教学与住宿综合楼和3栋各为两层的行政楼、图书馆、医务室，其余全是用作教室和教职工宿舍的简易平房或工棚式平房，无论是校园规模还是校舍建筑，怎么看都不像一所大学。幸好在我们进校不久，1978年12月国务院批准在黄石分院基础上成立黄石师范学院，一举摘掉了分院的帽子，使我们失望的心情得到极大安慰，学校建设也由此走上快车道。后经过多年发展，校园规模不断扩大，校园环境不断改善，经国务院批准，学校于1985年2月更名为湖北师范学院，2016年3月又更名为湖北师范大学，现已成为全国较有影响的师范大学之一。

英语系始建于1974年，之前招过3届学生，我们入校时教职工总共约20来人，现在还能记起名字的有系党支部书记余弻臣，政治辅导员左岩松，办公室秘书周老师，英语专业课教师有李鑫华、李征绒、冯清高、李世军、李宇东、周文仪、黄崇珍、杨辉太、张文彬、张玉、龙毛忠、李士春，德语教师马力；后来在中央宣布对地富反坏右等“四类分子”摘帽后，通过“举逸民”录用了因历史问题流落在社会上的鄢祖杰老师和一位教德语的陈姓老年女教师，并相继调来了唐剑青、陈平利和张辉松等中青年老师。十分凑巧的是系党支部书记竟然是早在1974 年到罗田招生时就想招录我而未能如愿的余弻臣老师，而且年级政治辅导员又正好是专程去罗田招录我的左岩松老师，熟人熟面的亲切感极大地冲淡了一开始对填报志愿失误的懊悔和对学校环境的失望。

到校报到后我和林志鹏被安排在七七级男生宿舍一楼最西头的同一间寝室，同室的还有易敏、张叔彪、陈大越、邹志勇、李少儒和汪海洋，不久汪海洋改为走读后其铺位换给吴方和。那一年英语系包括后来招收的 3 名进修生一起共有学生 42 人。幸运的是，由于我入校前工龄已超过 5 年，可以享受带薪读书待遇，在校期间还可以继续对家庭予以经济支持。当时我月薪36元，依旧每月由在河铺区教育组当会计的堂兄璧哥拿出10元钱给父母，弟弟五一上师范后则将这10元钱分做两半，一半给家里做油盐钱，一半给五一弟读书用。可能是从招生档案看到我不仅高考总分和英语专业分数都很高，而且在单位一直负责共青团工作，当时已是一名具有5年党龄的“老党员”，刚到寝室放下行李，政治辅导员左老师就找我谈话，告知系里决定要我担任七七级一个教学班的班长。当时全系新生中只有杨干文、易敏和我 3 名党员，报到当晚左老师就召集全体新生开会，代表系里临时指定我为一班班长，易敏为二班班长，杨干文为年级党小组长，汪海洋为年级团支部书记。由于新生专业基础参差不一，为了便于组织教学，军训结束后系里决定对七七级新生组织一次专业知识摸底考试，将新生分为快、慢两个教学班，一班为快班、二班为慢班。根据考试成绩，将两个班的学生重新编班，系里临时指定的 4 名学生干部，我和汪海洋被分在快班。分班后系里分别组织两个班正式履行班长选举程序，结果仍然是我和易敏分别当选，并一直担任班长到毕业。

恢复高考是当时惊天动地的大事，象征着鄙视知识的年代正式结束，极大地激发了全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意识和氛围，社会上对高考录取的大学生充满欣赏和敬意，将其誉为“天之骄子”。尤其是 1978 年 3 月中央隆重召开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在会上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和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论断，澄清了长期束缚科技发展的重大理论是非问题，打开了“文革”以来长期禁锢知识分子的桎梏；郭沫若为大会闭幕式所作题为《科学的春天》书面讲话，形象地描述了当时全国上下重视发展科技的大好形势，一时间社会各界为国家自此迎来“科学的春天”而欢欣鼓舞。如同所有七七级新生一样，经历多年思想和知识禁锢后，面对伴随恢复高考爆发式出现的全社会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与渴求，从收到入学通知书的那一刻起，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在学校一定要珍惜分分秒秒的宝贵时光，抓紧时间学习。用当时媒体描述七七级刻苦学习的流行术语表述，就是要“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如饥似渴地学习，立志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赶回来”。带着这种激情和心态，大学四年，尤其是开始两年，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每天除了吃饭和睡觉，心里只有学习一件事。早上天未亮就起床晨读，夜晚在教室复习和预习功课不到10点不回寝室睡觉；上街买东西路上不忘默记单词短语，周末和节假日与工作日一样学习从不睡懒觉；专业课学累了就把看其他书籍当休闲，寒暑假回家每天一样不放弃学习。回顾起当时的学习状态，可能很多现在的年轻人难以置信，但这确是当年的事实，丝毫没有夸张。多年后人们普遍认为，七七级那种超常的学习激情在我国高教史上是空前而绝后的。

由于入校时英语基础较好，完成专业课学习任务尚有闲时余力；同时因在中小学工作多年，知道“多面手”在基层学校更受器重和欢迎，故自进校之日起即以一专多能为目标，暗下决心不仅要学好专业课，还要扎实学好学校开设的其他课程，而且要抓住时机挤出时间大量阅读文史书籍。当时除英语专业课外，教务处还给我们开设了汉语语音、现代汉语、心理学、教育学、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等课程，一些同学只注重英语专业课学习，对这些非英语专业课程大多持应付态度，尤其不喜欢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我则一直坚持以对待英语专业课态度对待这些非专业课程，尤其是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更为上心。记得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这两门课是七七级英语和中文两个系的学生一起上课，在中文系学生看来这两门课程考试成绩理应他们最好，而考试结果却多次被我夺魁，他们很不服气，还联名写大字报对任课老师提出质疑。那时中文系和政治系经常有一些讲座，只要与英语专业课时间不冲突我便定去旁听，印象最深的是中文系有个姓项的老师讲唐诗宋词讲得特别好。看历史和文学书籍是我当时的一大爱好，不仅先后逐卷粗读了《史记》和《资治通鉴》两部历史巨著，还浏览了近20部古典诗词选本和文学名著。同时还尝试翻译文学作品，学校《青山湖》校报创刊不久，大约是1980年上半年在该报发表翻译诗歌两首；1981年下半年又着手翻译英文中篇小说《雕刻师的葬礼》，该文后于1982年8月发表在文学季刊《散花》杂志一九八二年第三期上，得稿费38元，当即以此购时兴尼龙蚊帐一床作为纪念。

大学四年男生接触最多的是林志鹏、李少儒和张叔彪3位同学，1979年暑假还邀李少儒与我一起为河铺区教育组培训过英语教师；女生中接触最多的是刘继红，经常与其一起预习和复习功课。校外接触最多的是廖祥铭和肖绪辉等两位老乡：廖祥铭是我同一个生产大队的小学同学，晚我一辈，在黄石冶钢机务段工作；当时他老婆孩子在农村，在单位他是一个“半边户”，周末偶尔去他宿舍玩耍聊天。肖绪辉系堂姐夫，原在黄石煤矿工作，与我同期考上大学，其学校“黄石高医班” 就在我们宿舍对面，出寝室约10分钟即到，故与他的交往比廖祥铭多。此外，经常接触的还有学校宣传部罗田老乡王惠中老师，其为人正直善良、性格温和热情，对包括我在内的罗田籍学生都很关心。老师中黄崇珍和李征绒两位对我关心最多、帮助最大。黄老师是最先给我们上精读课的老师，为人朴实无华，时任系党支部委员，属系领导成员之一；其夫杨辉太是公共英语教研室教师，麻城白果人，夫妻俩对我十分关心和关照。李征绒老师是我们班第三任精读课老师，时属英语系主要骨干教师之一，精明强干，性格泼辣，是全校有名的女强人，她一直看好我的能力和潜力，对我给予很大的支持和帮助。尤其让我感念不忘的是系党支部书记余弻臣老师，1974年他到罗田招生时就想招录我，恢复高考后我又凑巧被录取到由他担任书记的黄石分院英语系，在校四年他一直对我关爱有加，至今回想起每次看到我时他那流淌着关爱和欣赏的眼神就倍感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