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家明：一位50后的自编简传（连载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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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五中纪事（1973年9月1日—1978年3月14日）（下）

虽然收获了自学有成的喜悦，并深信通过自学完全可以达到甚至超过高等教育学历人员的水平，但坚持自学只是在先前全国高校停止招生和后来未能被推荐上大学条件下的无奈选择，内心深处对有机会上大学一直充满向往。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国大学均停止招生，直到1972年才开始恢复招生，但学生改为直接从工人、农民和士兵中推荐产生，而不是通过高考。看到一些农村青年即便是小学毕业也通过推荐上了大学，我内心羡慕不已，总盼望有朝一日自己也能有被推荐上大学的机会。大约是1974年暑假的一天，喜讯突然而至，接县教育局办公室电话，要我第二天赶到县招待所跟华中师范学院来县招生的老师见面，高兴得我感觉整个世界突然变得十分靓丽。第二天到县教育局后才得知，华师在罗田有一个英语专业招生名额，可以招收有英语基础的在职人员，来罗田招生的华师英语系书记余弼臣老师想跟我见面“聊聊”。余书记时年 40 多岁，形象英俊儒雅，态度十分和蔼，见面后并未对我进行英语成绩测试，只是告诉我听县教育局有关人员介绍（可能是叶冠群股长）我的英语基础和工作表现都比较好，如果我愿意上大学，只要县教育局同意推荐，他们可以招收我。我顿时喜出望外，立马壮起胆子去找县教育局肖化成局长要求推荐上大学。哪知道肖局长明确回复：“人家上大学是‘吃谷的’ （指农村户口）图个‘吃米的’ （指商品粮户口），你现在就是‘吃米的’还上什么大学，安心工作！”看到肖局长这样一口封死，刚得到的美好希望化成泡影，顿时鼻子一酸，眼泪突如泉涌，强忍着转身到僻静处大哭起来，从此就完全死了推荐上大学的心。

哪知道 3 年后峰回路转，1977 年 9 月中央决定恢复全国高校招生考试，已经参加工作的，只要不满25周岁，经单位同意也可以报考，而且具有 5 年以上工龄的一旦录取还可以带薪读书。10 月下旬报纸电台公布恢复高考的消息，高考时间定在12月，中间只有1个多月的准备时间。得知这消息我兴奋不已，急忙找鄂汉坤校长要求参加考试，鄂校长说学校同意没有问题，只要区教育组同意即可；我又马不停蹄去找区教育组徐义昌组长要求，大约过了1个星期徐组长正式回话同意我的请求。得到批准，高兴的同时内心又纠结一个实际问题，到底是脱产复习还是在岗复习？如果张张扬扬地脱产复习备考，一旦没有被录取怎么办？思来想去最终还是决定在岗复习，这样既不影响工作，而且到时候一旦考试失利，对领导、同事和学生也有一个下台阶的理由。因此，那段时间我在工作上花的时间更多，下的力气更大，给人的感觉就是成天与学生在一起，基本上没有复习。实际上暗地里复习抓得挺紧，每天早上5点起床到学校旁边水库边找个避风的地方背政治时事和历史地理或记英语单词和语法要点，直到7点钟进教室辅导学生早自习；每天晚上9点学生晚自习结束后即开始复习语文基础知识或练习写命题作文，并预习或巩固早上背记的内容，直到凌晨 1 点左右才睡觉。由于是高校停止招生10 年后第一次恢复高考，当时高考复习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大多就是翻出中学时期的课本看几遍而已。我不仅没有上过高中，初中也只读过2年书，数理化一抹黑，但经过几年自学，英语和语文较有优势。根据这一实际情况，就选择丢卒保车的复习策略，自动放弃数学，把复习重点放在英语、语文、政治和史地上。那一年最开始公布的全国高校招生人数为 16 万人，无论是按全国招生总数分摊到县到区推算，还是从当时我在河铺区考生中的实力向全国推算，算来算去我都应该在16万人之内，因而感觉考上大学是稳操胜券的事。当时与我同事的本家叔叔廖植民老师两次劝我放弃参考，先说“人家农村户口参加高考是为了转商品粮户口安排工作，你已经是国家教师了，何必多此一举呢！”看我没有听进去，过了几天劝得更为直接，“有种可能你想到过没有，如果考试失误，你的学生录取了而你没有录取，你当老师的如何向社会交待？”由于对自己充满信心，他两次好心相劝仍然未能改变我的决心，带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倔劲，依然坚持要“试一试” 。那一年高考于 12 月 6 日至 8 日举行，河铺区考生都在河铺中学考场参考，县教育局教育股股长夏远东任河舖区高考巡视组长。夏股长认识我，也与叶冠群股长一样欣赏、喜欢我，每门考试都要到考试桌前看看我答卷的情况。可能是看到接连两天的考试情况觉得我录取没有多大问题，考试第二天晚上他专门到我宿舍做工作，动员我不要上大学继续留在罗田教书，主动提出只要我不去上大学，他负责把我调到县城学校、给我介绍女朋友并给我找一套大学英语教材自学。我知道他这是“惜才”，怕我上大学后再不回罗田，虽然我内心深为他对我的看重和关心而感动，但在去留两者之间最终还是选择了去上大学。

由于对考试自我感觉良好，考试结束后，等待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日子却是一日三秋般地难熬。尤其是从估计应该收到录取通知书之日起，天天在邮递员到校送邮件时到学校门口等候喜讯，结果不仅学校旁边知青点郭江等知识青年，就连学生汪剑天和张载辉等都先后收到录取通知，而我却每次都是空手而归，失望的痛苦无以言表。当时我确信自己的总分应该不会比我的两个学生低，而且据说参与阅卷的黄冈师范张本慎老师透露我的英语成绩在黄冈地区排名第七，无论总分还是英语专科分数都不应该落选，可就是迟迟没有接到录取通知书。正在百思不得其解、灰心丧气之际，春节后突然接到电话要我去县招待所面见华中师范学院黄石分院招生人员。黄石分院来人是英语系辅导员左岩松老师，时年仅比我大两岁，对我十分客气友好，告知鉴于我考试分数高而所报志愿均未被录取，为了不让我失去上大学的机会，省招办将档案推荐给黄石分院，他特来征求我本人意见，如果我同意就读黄石分院他回去就发录取通知。事已至此，再已无选择和挑剔的余地，就这样出乎意料地进了这所填报志愿时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年轻大学。后来从黄石调回罗田，到县人事局报到时带着好奇查阅了自己的人事档案，才得知我高考总分为 278.5 分，其中英语 76.5 分，均比武汉大学外语系录取分数线高出很多。之所以没有被武汉大学等重点院校录取，失误就在填报志愿上，一个就是“一根筋”地只报英语专业，再就是只报外语名校名系（北外、上外、广外和武大外语系） ，殊不知当时这些名校名系均以培养翻译人才为目标，只招收 22 岁以内的考生，而自己当时已年满25周岁，超过这些以培养口译人才为目标的外语学院招生年龄3岁了。我有那么高的总分和英语专科分数，假如当时填报北大、武大等名校的文科专业，或者不将北外、上外等学校英语专业作为首选志愿，我后来的人生历史恐怕就会改写。与我同时参加高考被录取武汉大学化学系的七七届学生张载辉与我 38 年没有见面，2017 年 12 月 14 日他以加拿大某大型医药集团首席科学家的身份参加湖北省引进国外高端人才“百人计划”答辩后请我吃饭，席间谈及高考分数，深为我当年填报志愿失误而惋惜，感叹如果我填报文科专业，有那么高的分数，录取北大都没有问题。

在河铺中学的 5年，开始很长一段时间我继续承担着每月从 29.5 元工资中拿出 10 元钱给家里交“缺粮款”的任务，其中手头最紧的是1974年，那一年每月交“缺粮款”后所剩19.5元工资还要拿出10 元与同事“打会”买手表，自己吃穿用只剩下 9.5 元。那年代手表是“吃米的” （即有工作单位的）年轻人所向往的首选奢侈品，最有名的手表是上海牌手表，整整 120 元一块。为了迫使自己下决心存钱，我们采取当时流行的“打会”方式轮流买表，即邀约 12 位老师每月发工资时每人拿出 10 元钱按约定顺序轮流交给某位老师买表。记得轮到我时已是 1974 年 11 月左右，那时上海牌手表属紧俏物资，在县城得有关系才能买到， 我只好托姐夫在武汉工作的父亲帮忙在武汉购买。大约1974年下半年工资增加到36元，可不巧父亲先后患上鼻出血和高血压病，日常支出又增加了为父亲求医购药的费用，经济状况依然拮据。尽管如此，由于习惯了艰难困苦，加之有理想做动力，那时总感觉生活充满了快乐。最难忘的快乐就是冬天晚自习结束后几个老师聚在一起“打平伙” 。那年代吃饭都是定量的，中晚餐各四两米饭，每人一小碟菜里也很少有油；学校下午五点半吃晚餐，到学生结束晚自习、就寝熄灯时已经是九点半了，早已饿得饥肠辘辘。冬天，鄂东农村的夜晚天寒地冻，回到宿舍感到又累又饿又冷，平日里回到宿舍总是先就次日课程备课情况稍作检查完善，接着就上床倒头睡觉；偶尔几个老师相约一起到某老师宿舍“打平伙”取暖聊天开心。往往是东道主把烧板碳取暖的火盆烧好，自己或分工拿陶瓷茶缸到附近代销店打半斤或一斤廉价白酒，到学校菜地里偷掐一把菜心洗净，然后给架在火盆上的锅放上油、加上水，待煮沸后放进油面和菜心煮熟，大家围坐在火盆边，边聊边吃边喝酒。吃面条自带碗筷，自己用筷子从锅里挑；喝酒则是所有人共一个盛酒的茶缸，按一定方向轮流一人喝一口。说来好笑，现在喝酒都是想别人多喝，那时候喝酒却生怕自己喝少了，往往是轮到自己喝时猛喝一口。每次“打平伙”大约3—5人，所需食用油、油面和白酒大多由东道主提供，有时候也由几个老师一起凑；喝酒都没有超过1斤，人平大约二两左右。吃过面，喝了酒，还一直烤着火，身子逐渐热了起来，晚上睡觉就特别暖和、香甜。虽然后来几十年经历过诸多高档宴席，品味了不少山珍海味，但这些都取代不了我对当年“打平伙”那般惬意享受的美好记忆。

蓝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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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香

笔耕辛苦，不求出人头地，但求无愧于心。

元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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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河

小河 发表于 2025-8-4 13:44
看了廖老师这篇文章，感触颇深。您这经历跟我老伴差不多，他比你大一岁，当年也只读过初中一年级。（您还读 ...

小河

看了廖老师这篇文章，感触颇深。您这经历跟我老伴差不多，他比你大一岁，当年也只读过初中一年级。（您还读过初二，比他强。）他先是民办老师，后到黄师读书，然后华师函授毕业的。由于他是父母所生的“秋葫芦”，读书时，父母已年迈，没有经济能力支持他，小学毕业时，连拍毕业照的几角钱都拿不出来，失去了与全班同学一起照个合影的机会。幸亏读师范不要钱，他才算完成了学业。任中学教师后，他的工资先是每月29，5元，后涨到36元。他也经历过每月拿出10 元工资与同事“打会”买手表，经历过与同事“打平伙”喝酒吃饭的事。曾因“打平伙”在冰天雪地的夜晚，到学校菜地去偷上海青，水塘结了冰，没处洗菜，于是用嘴吹了吹，用手拍了拍，就那样直接丢进火盆上的铁锅里了。几个“打平伙”的老师还吃得津津有味，笑得合不拢口！那真是一个值得怀念的岁月！

君子兰

一往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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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兰 发表于 2025-8-4 0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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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河 发表于 2025-8-4 1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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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帅 发表于 2025-8-4 17:41
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