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家明：一位50后的自编简传（连载11）

激扬文字 · 发表于 2025-8-3 07:4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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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五中纪事（1973年9月1日—1978年3月14日）（上）

1973年8月30日，接河铺区教育组通知，我被调往河铺中学工作。河铺中学始建于解放前，原是一所初中，因地处双凤坳，早先称为双凤坳中学，文革前县教育局将其排名为罗田县第五中学，简称五中，文革后期随大势初中升格办高中而成为河铺区直属完中，遂取区名改称河铺中学。由于原来是初中，校园环境远比原为小学的簰形地中学要好得多。学校建筑绝大部分都是青砖砌的灰瓦平房，门窗油漆成棕色，窗户均装有玻璃，室内都装有天花板和电灯；学校环境优美，四周杨柳树高大挺拔，一棵接一棵，整个学校笼罩在绿荫丛中。校园因地势分为四个单元：进校门一个大操场，操场北侧往里接连依次建有 3 栋平房，紧靠操场一栋系老师宿舍和学校会议室，后两栋每栋三间教室。东侧山嘴上是一片凹字形平房，院内种有花卉和蔬菜，凹口十几级约两米宽台阶对着操场边老师宿舍内走廊，台阶两边有两级菜地；凹字形院落东面是教职工食堂，南北两面各为 3 间教室的建筑规模，除用作教室、仪器室和女生宿舍外，学校领导大多也住在这里。男生宿舍在凹字形平房北面，是一座南北朝向的四合院，地势比凹字形平房高出近 3 米，是学校的最高点，其东面与河铺区教育组办公所在地双凤坳小学一墙之隔；前面进大门两边住老师，后面三大间和西边四大间则全是男生宿舍。学生食堂和大礼堂在操场西面，与操场隔着一条机耕路，食堂门前是一口水塘，全校师生都在那里洗衣服。

当时河铺中学领导班子和教师队伍都比较强，几乎与县一中不差上下。学校领导层由校长胡建文、副校长鄂汉坤、教导主任汪云洋、教导副主任徐春华（具体负责校办工厂）、政教主任张幼华、总务主任汪明德和贫下中农管校代表郭先成等7人组成，都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其中汪云洋曾任县一中教导主任多年，系罗田县教育界名人、解放初期社会公认的全县“三个半”知识分子之一，社会影响最大。大约1975年下半年胡建文校长调回家乡麻城县乘马中学任校长，鄂汉坤接任校长。刚调入学校时，除前述领导和炊事员外，学校共有教师26人，即语文曾庆年、周青云、朱庆方、廖植民、孙豫安、杨能求、方光明、潘新惠，数学何光明、肖锦如、林曙、文柏林、龚意华、周小苏，英语廖家明，物理柯善全、龚庆云，化学曾向东、肖桂华，农技王衍青，体育陈佐一、吴中南，音乐万慕华、周有才，校医鲍文贤，后勤事务丁玉峰，后来几年相继调走陈佐一、王衍青、万慕华、周有才、曾庆年和方光明等人，调来语文教师何之刚、数学教师周玉蓉、物理教师肖志生、英语教师杨淑仪、音乐教师廖祥文、体育教师彭祚辉。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上大学率先离开学校，接着汪云洋、潘新惠、何光明、柯善全、周玉蓉、曾献东等人相继被调往县一中充实力量，其中汪云洋先担任一中教导主任，后接任一中校长多年；张幼华调到县城关镇担任教育组长；鄂汉坤、周小苏、杨能球3人先后被提拔为区教育组组长；吴中南、彭祚辉、廖祥文和龚意华等人分别调任簰形地、八迪河、廖家坳和平湖等片区教育负责人。

在我之前，该校英语教师朱宏毕业于武汉外语专科学校英语专业，系当时全县少有的科班出身英语教师之一，在暑假全县教师调整中被调到天堂区大地坳公社中学。对于我这个短训班出身、时年仅21岁的小青年来说，能从偏僻的公社中学调到区直高中，接手原由英语大专毕业生承担的英语教学工作，这不仅仅是工作单位级别层次的提升，而且也意味着在领导眼里我的教学能力至少已经达到前任老师的水平。听到“上调”的消息，心里不仅仅只是惊喜，也更加强化了自己一向认定的只要坚持刻苦学习、勤奋工作，就一定能够在学习和工作中出人头地的信念。正是因为有这一信念的支撑，在河铺中学的五年中，我一直是激情满怀、踌躇满志地对待工作和学习，无论领导安排什么工作，从来都是将其作为锻炼自己、表现自己的机会来对待，竭尽全力做到最好；同时继续坚持自学，以阅读和记忆为乐趣，利用一切时间和机会提升自己的学识水平和业务能力。

调入河铺中学时正值文革后期各级各类学校重新重视教育质量的鼎盛时期，新学期一开始学校教学工作就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当时学校共有7个教学班，其中高二2个班、高一3个班、初二和初一各1个班，4个层次的英语课全由我一人承担。那段时间早上辅导朝读，白天多班上课，晚上批改作业，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幸好在重视教育质量的宏观环境下，学校和学生都把英语作为主课对待，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比较浓，每天早上朝读时学生读英语的书声琅琅。可是没过多久，形势骤然发生巨变，报刊电台相继报道黄帅和张玉勤两起事件，对英语教学造成巨大冲击。黄帅是北京市中关村小学五年级学生，因按老师要求写心里话对老师提意见受到批评给《北京日报》写信反映委屈。出于政治需要，《北京日报》将其日记摘编，于1973 年12月12日加编者按公开发表；12月2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全文转载，几天之内黄帅就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张玉勤是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初中二年级学生，1973年7月10日在期末英语考卷背面写上顺口溜“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会 ABC，也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受到老师和学校领导批评后跳水自尽。1974年1月31日中央下发中发 [1974]5号文件，把这件事称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的典型，要求各地检查有无类似情况。随着这两个典型铺天盖地的宣传，全国中小学迅速掀起“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运动。根据当时严峻的政治形势，1974年春季开学时学校决定从该学期起全部取消英语课。

英语课停开后，1974 年上半年学校安排我改教初二语文并担任班主任，教导主任汪云洋的儿子汪剑天和我二弟廖五一都在这个班。班主任和语文老师对学生成长具有重要意义，安排我担任该班班主任和语文老师，可见汪云洋主任对我的信任。下半年该班升入高中，我又回头担任初一（2）班语文老师和班主任。一年的语文教学证明，总算没有辜负学校领导和作为家长的汪云洋主任的信任，无论阅读教学还是作文教学都受到学生欢迎。我仅在刚进校时在教师宿舍西头与王衍青老师在一个房间共住过一学期，之后就一直住在东头汪云洋和潘新惠夫妇隔壁，我刻苦钻研、认真负责的态度他们都看在眼里，他俩看我的眼光时常流露出赞许和欣赏，让我感受到一种长辈的慈祥和亲切，激励着我更加勤奋地对待工作和学习。随着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运动深入发展，按照县教育局要求，学校更加注重贯彻落实毛泽东“五七指示”，将高中学生分为农技班、机电班、农医班等专业班教授农村实用技术，初中则普遍开设农业基础知识课程，并辟有为农基教学服务的学校农场。可能是看到我由教英语转教语文转型快且成效比较突出的缘故，1975 年春节后学校又安排我改行教农业基础知识课，并负责农业试验和农场管理。当时全县农村正大力推广普及腐殖酸类肥料和早稻温室育秧技术，新学期一开始我就全身心投入这两项技术的教学和试验，并为学校旁边的生产小队开展早稻温室育秧提供技术指导。那段时间，我每天穿梭于学校农场和教室之间，很快就在教育为农业生产服务上取得较为突出的成绩。当年5月，县里召开全县推广普及腐殖酸类肥料和早稻温室育秧技术现场会，学校被列为该会的一个参观点，受到与会人员的一致好评；会后又按照上级要求于6月下旬以河铺中学农业组的名义就此向县农业局和教育局上报典型经验材料。后来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武汉大学朱英国老师当时正在沔阳排湖农场主持试验杂交水稻，他与我堂兄楚齐哥小学同学，我通过堂兄与其熟识。听说我改行教农基，朱写信建议我也从事杂交水稻试验，邀请暑假去该农场实习培训。经过20多天现场学习和实践，基本了解和掌握了杂交水稻“三系”育种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回校后于1976 年春季开始在新昌河畔学校农场进行试验并取得成功。当时水稻“三系”杂交育种尚处于初试阶段，全国只有湖南的袁隆平和武大的朱英国两个科研团队从事此项研究。得知河铺中学开展水稻“三系”育种初步取得成功，1976年10月县科委余国东主任特邀我到县招待所给全县农技员讲课，介绍杂交水稻“三系”育种方法和试验经验。粉碎“四人帮”后，学校重新走上重视教学质量的轨道，从1977年春季起全面废除专业班教学模式，完全恢复传统教学体系，英语作为主要课程重新普遍进入课堂，至此才又干起了英语教学本行。

在河铺中学的五年，学校领导不仅在教学上给我压担子，而且在政治上对我十分关心和信任。调入学校不久就被任命为学校团委副书记，协助团委书记张幼华老师主持学校共青团工作，同时兼任教师团支部书记。一般来讲，调入新单位入党至少得有一年以上的考察期，而我到校工作不到4个月，学校党支部书记胡建文校长就安排杨能求、吴中南两位老师作为我的入党介绍人，并于 1973 年 12 月 28 日经中共河铺区委批准正式吸收我入党。1974 年9月团县委召开全县共青团代表大会，受学校委派代表学校团委参加会议，并在河铺区代表团会议上做典型发言。1976年上半年，为推动“反击右倾翻案风”深入发展，按区委要求学校选派我参加县委宣传部组织的理论宣讲员培训班，培训结束后深入到区机械厂等区直企业向职工宣讲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理论。那年代学校经常召开师生大会批判“反动人物”或“反动观点”，几乎每次全校性大批判会议我都被作为教师代表安排在大会上发言。至今还记得：刚调到学校不到 2 个月，就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批判林彪的“天才史观”； 1975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多次在河铺区直机关大会和全校师生大会上发言批判“孔孟之道”； 1976 年 4 月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批判“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攻击教育革命的“奇谈怪论”；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又作为教师代表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做表态性发言，拥护党中央果断粉碎“四人帮”，拥护华国锋担任党中央和军委主席。虽然现在看来当时批判发言的内容显得十分荒谬可笑，但这些大会发言确实为我提高写作能力和演讲水平提供了极好的锻炼机会。

文革期间流传甚广的一句话就是“知识越多越反动”，或因受此影响，当时学校对教师提高知识素质和业务能力从未提出过要求，故业余时间一些老师除周末回家帮忙做农活外，在校课余时间则偶尔有的聚在一起打打扑克，有的则拿着鸟铳到山上打兔子和果子狸或到河里捕鱼改善生活。虽然正处于好玩的年龄，对打牌、打猎和钓鱼自己却没有丝毫兴趣，从不参与其中，而是把业余时间几乎全部用在自学上。刚到河铺中学不久，大约是1973年9月中下旬，华中师范学院举办的中学教师函授班开始招生，我即报名参加语文函授（仅有语文、数学、物理 3 个专业），历时 3 年于 1975 年 8 月完成学业。同时，继续坚持自修英语，每天早上要么朗读《灵格风英语》等英语教程，要么收听电台英语教学节目；晚上则主要是精读英语教程课文，熟记单词，弄清句式结构，或研读英语语法书籍。传统英语教学注重对句子进行语法分析，而那时罗田全县新华书店都没有英语语法书籍出售。为了系统学习英语语法，特从刚毕业于黄冈师范的高世松老师处借来张道真《实用英语语法》，花一个学期的业余时间把该书抄写一遍，时常抄到凌晨1点才睡觉。没想到抄书这个“蠢办法”还很管用，不仅迫使自己扎扎实实地看完了全书，而且有效增强了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记忆，为后来高考取得英语高分打下了基础。
特别是这期间利用开展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的机会自学古典文学作品收获颇大。为配合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运动，当时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接连刊登一些儒法两家的作品和观点，华师语文函授教学也集中选学一些儒法作品。余自幼喜爱古典文学，但此前古典文学却一直被当做 “封建糟粕”对待，学习古文古诗亦会受到批判。如今中央发文要求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党报党刊还刊登大量儒法作品供研究批判，我觉得这是自己学习古文古诗的极好时机，于是趁机按照运动要求认真阅读《法家著作选读》等推荐书目，并在夏长福等函授老师指导下精读不少儒法两家著名文选篇章，其中至今印象比较深的有荀子的《劝学篇》、柳宗元的《封建论》、贾谊的《过秦论》和商鞅的《商君书》等全文或部分章节。与此同时，把欣赏古典诗词作为乐趣和任务，规定自己背诵诗词不得少于 300 首，除全部背诵《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刊登的儒法两家诗词作品外，还找来《唐诗三百首》和《唐宋名家词赏析》等诗词集诵读，学一首背一首，当时粗略统计可以背诵古典诗词接近400首。那时也正是鲁迅被吹得大红大紫的时期，什么“文化新军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等等，毛泽东对鲁迅的这些评价为全国人民耳熟能详。当时之所以这么高调地宣传鲁迅，目的就是要人们发扬鲁迅“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大力反击右倾翻案风，坚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方面是组织要求和教学需要，更多的是出于自己的爱好和兴趣，在此期间集中阅读了大量鲁迅著作，包括其全部小说集、部分杂文集、散文集及其学术专著《中国小说史略》等。大量阅读鲁迅作品带来的直接好处是，不仅整体上驾驭语言的能力有了很大提高，而且写批判文章更多了一些尖刻和辛辣，“火药味”更浓一些，战斗性更强一些，我想这恐怕就是只要召开批判会学校领导就安排我发言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