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家明：一位50后的自编简传（连载10）

激扬文字 · 发表于 2025-8-3 07:3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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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深山执教（1971年9月—1973年8月）

英语教师培训班结业后，1971 年 8 月底我被区教育组安排到簰形地中学教英语，与我同期参加英语培训的另外3人则被安排到县师训班再进修一学期。与我同时调到簰形地中学的还有河铺中学万慕芳老师、王衍青老师、方家冲中学何普权老师和与我同期民师转正的文界君、廖祥文、文柏林、周银珍等老师。

簰形地是河铺区下辖的一个偏远山区公社，距我家约40华里，山高田少，经济落后。当时全公社不仅没有通公路，水流湍急的天堂河上也没有一座固定桥梁，人员进出和在公社内部流动只有步行，过往天堂河须靠竹簰摆渡，物资购销则全靠肩挑背扛和手推车搬运，人们的生活完全处于原生态状态。公社所在地簰形地是一个古老的微型小镇，仅有一条长不到200米的合面街，街上地面大多铺的是青石板，两边房屋多数由土砖砌成。由于是公社所在地，这里中小学校、卫生所、供销社、粮站、外贸所、信用社、邮电所、手工业社、餐馆和旅社等为生产生活服务的单位应有尽有，每天往来这里购买生产生活物资和销售农副土特产品的人很多，市面比较热闹，被戏称为深山里的“小汉口” 。

簰形地中学位于簰形地下街左侧，文革前是一所公办小学，1969年兴起公办小学升级风，校址改办中学，开始初中招生。学校校舍系原彭氏祠堂，但其建筑规模和建筑层次都远不如廖氏九房祠，而且几经改建后完全破坏了祠堂类古建筑的对称和完美，校舍布局显得十分零乱。大门前面是一个仅能放下一幅篮球架的操场，左侧是拆去了飞檐并经多次改建而变得面目全非的青砖祠堂，右侧则是一栋新建的将篮球场一端包裹在内的 L 型 3 间土砖平房教室。学校大门偏于左侧，大门门厅及左右两档系两层建筑，门厅二楼是祠堂戏楼，两边两档上下则是学生和老师宿舍。进门厅后有一个小院落，面向里左边是一栋旧平房，靠里是餐厅，与厨房相连，靠外是两间可供 2 名教师共住的宿舍；右边是一堵与民房相隔的围墙。院子后排左边是厨房和炊事员寝室，右边则是两间教室，中间一栋明三暗五的平房用作学校会议室和老师宿舍。当时整个簰形地公社都没有通电，平常晚上教师备课和学生自习清一色使用煤油罩子灯，如果晚上开大会或举办文艺演出就使用汽灯。为了改善办学条件，在公社党委的支持下，学校于1971年秋季开学不久即着手集资兴建校舍，先在学校右侧兴建了一个可以容纳全校师生聚会的简易大礼堂，接着又在学校后面兴建了三大间一栋的教室。

从1971年8月底步行到这里报到上班，到1973年8月底奉调到河铺中学任教，我在簰形地中学整整工作两年。到校第一天晚饭后，与几位年轻老师一起到校门口河边看风景。其时已经夕阳西下，眼看着远处被青黛色笼罩着的高山和眼前清澈见底、此时仍能勉强看到鱼儿游动的湍急河水，想到未来自己得在这四周山高如墙、经济贫困落后的原始盆地里长期工作和生活，孤独、伤感、失落等诸多负面情绪顿时在心里弥漫。但是，那个年代是个人服从组织的年代，由于这种观念深入骨髓，更由于此时自己还仍然沉浸在县、区教育部门领导的夸奖、鼓励和看重之中，深感率先被安排承担英语教学是一种莫大的荣光，加之总想在学习和工作上做得比别人更好是我的性格和愿望，从河边回到宿舍时那些负面情绪已经被自己的正面思维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对在新单位夺取工作、学习双丰收的激情和向往。

宿舍被安排在餐厅隔壁，与文柏林老师同住，再隔壁就是林曙和欧阳曙两位中年老师共住的房间。两间宿舍中间是一堵未经石灰粉刷的土砖隔墙，比门头仅高约20公分。宿舍地面低于院子地面，大晴天也很潮湿，经长时间带有污秽残物的鞋底踩压，黄土筑成的地面已经完全变成乌黑色，上面布满鱼鳞状污泥凸起；除隔墙外的三堵墙全是灰黑色的陈年青砖，与地面颜色几成一体。文柏林老师的床在进门左手，面对着房间不大且无玻璃的木窗，床头顺着隔墙放着一张课桌，用以承放保管个人生活用品的木箱；我的床则顶头直摆在进门右手与餐厅共壁的山墙一边，面对土砖隔墙，承放箱子的课桌摆在床尾进门处；临窗面对面摆着两张色彩斑驳的陈年三屉办公桌，桌子上每人配有一个煤油罩子灯。当我们打扫完卫生，整理好零乱的行李，铺好各自的床铺，点上擦得铮亮的煤油灯，整个房间顿时充满了生气，自己也随之有了一种在这里安居乐业的轻松感。

簰形地中学于1971年春季开始高中招生2个班，生源来自簰形地和与其毗邻的八迪河两个公社。后来，区教育组对高中布局进行调整，自1972年起簰形地中学不再招收高中生，初升高学生改到附近的八迪河中学就读。自从升格为中学以来，之前由于没有英语教师而一直无法开设英语课，我的到来填补了英语教学的空白，一时给学生很大的振奋。虽然当时年仅 19 岁，高中学生大多比我仅小2—3 岁，少数学生甚至与我同龄，但很受学生欢迎和尊敬。第一学期担任高一两个班的英语课，教的都是字母、音标和简单句型，同时还兼任初一（1）班代数课；从第二学期起就不再兼任初一代数，专职负责所有班级英语教学。英语与汉语不属同一语系，在发音拼写、句法结构和思维模式上有着很大差别，学生对学外语的爱好和兴趣大多随着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阻力而不断降低甚至烟消云散。为了不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我自发摸索和坚持启发式教学思路，根据自己学习英语的切身体会，通过采取联想式、归纳式、比较式等诸多有效教学方法，帮助学生克服学习困难，掌握教学内容。每当看到学生对英语表现出良好的学习热情和刻苦的学习态度，心里就充满由衷的喜悦。

或是出于对名誉的追求，或是出于对知识的渴望，那两年里课余时间很少与年轻同事一起闲聊和玩耍，而是把学习当做休闲和享受，如饥似渴地吸取知识营养。学校右侧小山岗上有一座烈士墓，那里绿树成荫，风景、空气和视野都很好，每天早晨天一亮就跑到那里大声朗读《外贸英语教程》和英文版“老三篇”。“老三篇”是人们对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三篇文章的简称，是文革期间要求人们必读的毛泽东三篇经典著作。撇开政治教育意义不说，诵读英文版“老三篇”确实对我提高英文基础有很大帮助，不仅增加了词汇量，锻炼了语音语调，而且通过中英文对比，加深了对英语语法的理解。每天晚上睡觉前则是雷打不动的看报时间，哪怕有时候跟建校民工一起到大山上搬运木料累得筋疲力尽，也不曾改变睡前看书看报的习惯。当时学校订有《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文汇报》《湖北日报》和《红旗》杂志等多份报刊，我看得最多的是其中的政论文章和文学作品。我喜欢政论文章磅礴的气势、严谨的结构、鲜明的观点和犀利的文风，喜欢文学作品深远的意境、浪漫的情调、生动的比喻和艺术的表达。时为文革后期，书店里压根没有文学书籍出售，文学青年只能偶尔从报纸文学副刊上看到一些根植于文革社会基础的诗歌、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上海文汇报《风雷激》文学副刊是当时办得比较好的文学副刊，是我读报的最爱。

那两年每年暑假县教育局都要组织全县公办教师到县一中集训，那是我每年走出深山、与外界接触的唯一机会。每次接到集训通知，心里就充满了激动和向往，总想利用这个机会学到更多的知识和技能，在这个临时搭建的平台上锻炼、提高和表现自己。那时机械打字机尚属凤毛麟角，教师集训所需试卷、讲义等全靠人工在钢板上刻蜡纸后油印，因而会刻钢板是一种技能，在单位就会受到看重。县师训班需要油印的材料多，而负责这项工作的只有刚从黄冈师范学校毕业的女老师曹德英一个人。曹不仅人漂亮，刻写的钢板字也非常漂亮，尤其擅长刻写类似于宋体的方块字。由于她学的也是英语专业，而且因听说我是英山英语教师培训班第一名而对我比较尊重和友好，一有空我就有意去其办公室看她刻写和油印，学习、探究刻写方块字的规律和技巧，看出门道后主动为其分担刻写和油印任务，很快就达到几近她的水平，成为师训班教材刻写油印的主要帮手。

当时全县英语教师大致分为3类，一类是半年期华师短训结业的，一类是黄冈师范一年期毕业的，一类是由文革前俄语教师转行的，而全县专科以上科班出身的英语教师好像不超过8人。参与暑假集训的为前述3类人员，集训安排是先由县师训班英语老教师闫修平或当时全县唯一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英语本科的余普生等知名英语老师讲授英语基础知识，再对全体参训人员进行一次专业知识统考，最后推选2—3人讲英语示范课。由于平时坚持自学，专业基础相对比较扎实，而且比较注意钻研教学方法，接连两个暑假集训统考我均获第一名，并每年都被推举在集训班讲示范课。有件趣事至今记忆犹新：1972 年暑假集训开始不久，一天晚饭后我提着水桶去井边打水洗衣服，正碰到当时全县英语权威、县一中英语教研组组长余普生和另外几位文革初期武汉外专毕业的英语老师站在那里聊天。大概是他们中有人在他面前夸奖我英语不错，余普生接话大声说“你们别把廖家明说得神乎其神，我就不信只学了4个月的英语就能好到哪里去！”说这话时我正在其身后，听到脚步声他扭头看到是我，顿时整个头皮都变得通红，我装作没听见径直往前去井边打水。正好没过几天进行统考，出卷、监考和阅卷都由余普生负责。为了亲自验证我到底是否如其他老师夸奖的那样，从考试铃响起他就一直站在我考桌前不挪脚，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做题。我知道其用意，故意忽视他的存在，自顾自地从容答题，90分钟的考试时间大约只用了30来分钟就把试卷做完，第一个交给他后扭头就走。第二天成绩出来我果然是全班第一，本来应得 100 分，他说有一处字母书写不规范故意扣我2分。自此以后，他看我的目光变得柔和友善了许多。

那时教师集训还有两项重要内容，那就是政治学习和研讨教学改革。政治学习一般是参训人员以区为单位学习文件谈体会，有时候也以县为单位组织大会典型发言，研讨教学改革则主要是以区为单位进行。对这两方面内容我一样都很感兴趣，无论是大会典型发言还是分组讨论时一些人的即席讲话我都爱听，觉得这是学习表达技巧的极好机会，喜欢体会、研究、对比同一议题下各人表达技巧的不同，从中学习吸取别人讲话的长处。1973年暑假集训，一天下午县教研室主任张祖芹老师参加河铺区大组讨论，了解各学校的教研情况和经验，发言的都是学校领导，作为普通老师，我自告奋勇就加强英语教学谈了自己的看法，整个发言不到 8分钟，简明扼要，受到张主任的高度称赞，此后每次见到张主任，他对我都十分客气。

簰形地中学两年间经历了两任校长，始为严寅炳，后为胡海洲，两人对我均十分器重。刚进校严校长即安排我担任学校团总支书记，后又将我作为入党对象培养，并推荐选任簰形地公社团委组织委员；胡校长与我是远房亲戚，其妻廖益全系我们大队楢榨塆的本家大姐，夫妻俩对我更多的是生活关怀，为我解决个人问题操心不少。同事中关系最为密切的当属初中同班同学文界君，他与我同时民师转正，同时进校工作，故两人之间比与其他人更为亲近。同时，在当地有3个远房亲戚亦对我十分关爱：一个是与我家亲房的林家塆大队廖家边“二奶”，我父亲年轻时在簰形地做缝纫手艺一直住在她家，她对我父亲如同亲侄，听说我在簰形地中学教书，尽管时已70高龄，仍两次拄着拐杖、迈着尖脚亲自给我送腌菜。二是嫁到学校对面高山上的二奶女儿“珍伢细爷”，她与我父亲情同亲兄妹，板栗、柿子出世时总要给我送一点尝鲜。三是住在学校旁边的“三舅娘”，好几次接我去她家吃饭，并为我谈女朋友做了不少促进工作。此外，还和邮电所的夏德厚、信用社的鲁宗和、家在簰形地的河铺区财政所夏承益等年龄大致差不多的年轻人时有接触，周末无事偶尔聚在一起聊天。当时月薪只有29.5 元，因我家人口多，仅靠父亲一个人靠缝纫挣工分入不敷出，连年都是“缺粮户”，大队发函到学校要求我每月得从工资中拿出10元交给小队，不然就不给我家称“工分粮”，我每月个人全部消费仅有19.5元，所以那时与年轻朋友相聚往往“打话平伙”的多，很少在一起聚餐喝酒。

除了对教与学的满腔激情，这里给我留下记忆的，还有一段以失败而告终的戏剧性初恋。其时当地有一正在河铺中学读高二的彭姓女孩，被公认是当地第一美女，其父时任天堂区供销社主任，掌握着紧俏物资的审批权。由于本人和家庭条件优越，其婚恋对象自然成为街坊关注和舆论的热点。我与其并不相识，仅有一次擦身而过，虽其美貌和气质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但自感门不当、户不对，心里完全没有与其谈恋爱的想法。可在热心的好事者看来，中学的“细廖老师”（当时社会上对我的爱称）年轻有为，形象也不错，应该是与这第一美女匹配的不二人选。原本仅是一种掂量性的评说，哪知道后来竟以讹传讹，满街都说我们两人在恋爱。开始我一直蒙在鼓里，直到1972年下半年入党未被批准时才知道原委。原来公社党委一位女副书记曾听说当地有一现役军人追求那女孩并与其有书信联系，误以为她是军人未婚妻，后来又听许多人说我在跟那女孩谈恋爱；那年代破坏军婚可是要坐牢的，为了不让我犯错误，同时也避免党委在审批入党时出现失误，故在讨论我入党时提出要再考验我一年。可凑巧的是，时隔不到 3个月，学校一位姓黄的女老师休产假，学校请那女孩代课2个月，在此期间我们两人居然弄假成真地谈起了恋爱。但好景不长，在初步确定恋爱关系并应其奶奶之邀（当时父母不在家）去她家做客之后，我即被调往河铺中学。没多久负面消息接连传来，一说是其父因不满意我当教师的职业而不同意她继续与我交往；一说是县电力公司在当地安高压线的一位青工与之交往频繁。一气之下写了一封长信交给其在河铺中学读书的堂弟带给她，及时“主动”地将两人关系划上了句号。虽然这短暂的初恋很快以分手而告终，但留给我的却并不是对她的责怪和怨艾，而是对当时自己那份圣洁情感的美好回忆。后来每每回想起这短暂的初恋，我不禁深深感叹这世界上真的是很多时候坏事可以变为好事！是失恋给了我奋斗的动力和改变人生的机会，假如当时没有失恋，我就会过早地忙于结婚生子，也就不会在恢复高考时再去报考大学，更不会有调到省直机关工作的可能。每每想到这里，有时甚至还为当时的失恋而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