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家明：一位50后的自编简传（连载8）

激扬文字 · 发表于昨天 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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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师春秋（1970年3月—1971年2月）

改变我务农命运的是 1970 年 2 月下旬的一天下午。那天是个大晴天，我跟小队社员一起步行到距家10里路远的大河埂修河堤；下午收工比较早，到家时太阳还没有落山。进屋看到堂兄楚齐哥、大队长梅庭二叔和大队民办小学负责人金华细叔三人正在跟母亲说什么，落座后才知道大队民办小学需要增加一名教师，他们三人是来通知我去大队小学教书的。后来听说这事是沾了楚齐哥的光，当时他任九房祠中学负责人，得知小学需要增补老师就推荐了我。这是改变我人生命运的重要一步，虽然当时在全大队范围内自己确属最佳人选，但并非大队就不能安排别人，因而每每想起自己能从民师起步一路来到省城，心里就对楚齐哥充满由衷感激，同时也为当年因条件所限未能为他做些什么以报答他对我的关爱和荐举而心怀愧意。

九房祠本名敦睦祠，因系由廖氏三房仁敏公下九房祖投资兴建，故通称九房祠，是大别山地区廖氏宗祠中最气派的宗祠。该祠由一主两厢三级构成：进大门是一个约10米见方的门厅，北面是一堵屏风墙，左右各一个单间宿舍，门厅和宿舍上方为木构戏楼；屏风墙背面是一个用花岗石砌成的天井，天井中央有一棵高大茂盛的桂花树；从天井两侧走廊上两级台阶就进入祠堂大殿，这里是师生室内活动的主要场所，戏楼演出时师生就坐在这里观看；再往里并排有两个小天井，天井北面是祠堂的上殿，此时已被隔成若干单间做教师宿舍。东西两侧厢房是教室，比正殿地面稍低，亦从南向北分为三级，两级之间都有天井，天井中间都是桂花树；正殿两边有门通往厢房，祠堂内走廊四通八达，雨雪天在里面走动都不用打湿鞋。祠堂大门外是一个小院落，前面东西两侧各有一栋带有飞檐的平房；院子大门在两栋平房之间，院子大门两边各有一棵高大的梧桐树，每到秋天树上挂满梧桐子；院子门外是学校操场，从操场进院子门大约要上十多级台阶。祠堂墙面清一色用青砖砌成，四角都是飞檐，飞檐上满是彩绘图案，并饰有吉祥动物，祠堂大殿顶上还安置有非常精美的由三个彩色球状物构成并饰有箭状金属的装饰物，有人说那是避雷针。

该祠建于清初，原为廖氏私塾，民国时期推行新学后被用作县属公立小学校址，一直沿袭到文革时期。文革后期，由于人口迅速增加，教育事业快速发展，从1969 年秋季起，原公立小学普遍升格为初中，初中升格为高中，小学则改由各生产大队民办，故原九房祠小学亦于1970年秋季正式升格更名为廖家坳中学。由于九房祠就在我们大队，且1969年秋季刚开始“带帽”办初中时初一只招一个班，到1970年秋季招生才开始招两个班，校舍尚有富余，大队就暂借九房祠中学校舍办学，形成小学在东头、中学在西头的中小学共处的格局。最开始中学由我堂兄楚齐哥负责，老师好像只有廖瑞莲、刘世芳、廖家锋、文家松等4人，1970年暑假后楚齐哥调往平湖中学，雷恒阳调来接任负责人，同时调来的还有尹继端老师；当时小学 5 个年级 4 个班，老师有廖精华、廖肇復、廖祥文和我4人，由精华细叔负责。

虽然文革中教师职业被称为“臭老九”而为很多人所瞧不起，但相对于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地参加小队农业生产，能够当上小学民办教师，毕竟脱离了泥土，不再需要日复一日地从事体力劳动了，仅此一点就让我和父母兴奋不已。当时姐姐廖桂环已经出嫁，姐夫朱万一也是枫香树大队小学民办教师，听说这消息，他们认为这是我人生可喜可贺的一件大事，特地花七八元钱买了一床鲜艳夺目的大红花单人床单送给我。当时学校在祠堂东头教室旁边给我安排了一间宿舍，面积大约不到 8 平方米，墙壁全是陈年青砖，大晴天房间里的光线也总是暗暗的，可当简陋的单人床上铺上姐姐送的崭新床单，顿时映衬得满屋生辉，床铺靓丽得十分耀眼，引来不少中小学生围观。我十分喜爱和珍惜这床洋溢着喜庆的床单，后来调动工作我走到哪里带到哪里，前后伴随我20多年，好像直到来武汉后才完全废弃。

从 1970 年 3 月 1 日到校任教，到 1971 年 3 月转为公办教师并离校参加英山县英罗两县英语教师培训班培训，我在民办教师岗位上工作了整整一年。第一学期安排教一年级，学生大约20多人，妹妹金环就在这个班上；第二学期带二年级和三年级复式班，学生增加到近40 人，但只教了2个月就被公社抽调到跨马墩水库工地搞宣传报道。到校上班那天，带着“跳出龙（农）门”的欣喜，心里充满对未来的憧憬，实际上那时并没有什么雄心壮志，最大的心愿只不过就是当一个众口皆碑的好老师。可在当时，我年仅18岁，初中只正儿八经读过两年书，更没有经过任何教学技能培训；学校其他3位老师有两位也一样没有教学经验，而有教学经验的廖肇復老师（亲房叔叔，我称九爷）因家里孩子多、家务重也没有时间对我予以指导，如何备课、如何教课只有靠自己摸索。那时中小学复课时间不长，既不兴集体备课，也不兴讲公开课和互相听课，教学基本上都是各自为战。为了迅速掌握备课和教学的基本程式和方法，一方面利用一切机会翻阅其他老师的备课笔记，了解人家备课的内容和方法；同时经常抽空到初中班和小学其他班级教室窗外偷听老师上课，学习借鉴课堂教学步骤和组织教学技巧，很快就掌握了课堂教学的基本套路。第二学期学校将唯一的二三年级复式班安排我教学，应该说这是对我教学能力的认可和肯定。

虽然学校距家不到 1 公里，一方面为了全身心投入教学，同时也为了有更多时间自学提高，星期一至星期六大多都吃住在学校。当时，大队对民办教师比照大队干部给予口粮标准和工分报酬，额外还每月给每人发6元钱菜金补助用于在学校就餐；中学有专职校工张大伯种菜做饭，我们小学 4 个民办教师也被纳入中学食堂一起开伙，同时搭伙的还有几个公社干部和邮电所职工廖家余。虽然每餐4两米的饭难以吃饱，但比自家的生活还是要好得多，至少餐餐吃的是大米饭而不再以红苕、南瓜当顿。家余是隔壁楢榨塆的，小我一岁，与我同辈，比我当民办教师早一个月参加邮电工作，负责公社电话总机接线。总机室就在学校进大门左边的房间，下午放学后和晚上有空时经常去他那里聊天。由于都是刚刚脱离艰苦的农业生产，我们对各自的现有岗位都十分珍惜。

住校确实为早晚自学提供了条件和便利。那段时间，我先把初中语文、数学和俄语课本找出来系统复习一遍；同时坚持每天看报，研读报纸不同种类文章的结构和特点，并借阅一些五四时期诸如鲁迅和郭沫若等知名大家的小说和新诗。可能是生理和心理发育已进入情窦初开阶段的缘故，那段时间对抒发感情、表达爱情的诗文特别喜爱，而且还在中秋节夜晚自己尝试着写了一首题为《秋雨》的新诗，诉说自己在中秋雨夜的孤独和寂寞，表达对爱情的期盼和向往。这是我人生创作的第一首新诗，虽然现在看来那首诗有着一点“为赋新诗强说愁”的味道，文字表达也很稚嫩，但形式和内容都还算有点新诗的韵味，具有一定的感染力。有位当年看过此诗的九房祠初中学生，多年后跟我提起这首处女诗作时还大为点赞，遗憾的是原诗已佚，早已无从查找。在此期间，写作上还有一件事也属我人生第一次，那就是为学生李鸿雁写先进事迹材料。李鸿雁跟我一个小队，是我所带二三年级复式班的一名三年级学生。当时文革还没有结束，小学生被称为“红小兵”，该生在校学习认真表现好，在家坚持每天早上义务广播毛主席语录，是个全校公认的好学生。一次区教育组通知各公社上报“优秀红小兵”先进典型材料参与评比，经教育组初步筛选，廖家坳公社李鸿雁入选，要求报先进事迹材料最后研究确认。当时我才18岁，刚担任民办教师不久，从未写过典型材料，但任务落在肩上，只有硬着头皮去完成。于是我找来近期的湖北日报和黄冈报，对所有宣传个人典型事迹的文章进行研读，分析、总结并借鉴此类文章的结构和行文规律，结合李鸿雁实际，尝试着写成一篇近 3000 字的先进典型材料上报公社和区教育组，李鸿雁因此而被评为全区“优秀红小兵” 。

1970 年 10 月中旬的一天，突然接到公社通知，要我到正在修建的跨马墩水库工地为廖家坳公社民工营搞宣传报道。为什么全公社那么多教师偏偏选中我，我想很可能就是我写的那篇李鸿雁先进事迹材料“惹的祸” 。我内心确实不想去，一则因为上水库工地要起早摸黑吃苦受累，二则因为对学生有了感情舍不得离开，但公社既已决定不得不服从。出发头一天下午下课时，我在黑板上写上“再见了，同学们” 几个大字，告知学生明天我不再来这里上课、要去跨马墩水库工地时，声音突然哽咽起来，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多年后，当时班上一位与我同名的学生还跟我说起当时我那不舍的神情给他们的印象十分深刻。

跨马墩水库位于罗田县白庙河公社，库容为 2100 万立方米，系当时罗田县修建的第二大水库，1970 年初动工兴建，1971 年竣工，我去的时候正值水库建设高潮时期。出发那天是个阴天，我们一行经八迪河，越鸡鸣尖，过绵羊地，一路翻山越岭步行60多里到达位于水库工地旁边的廖家坳公社民工营（公社为营）住地。营部设在一周姓人家堂屋里，吃住都在一起。我的任务就是每天写几篇宣传稿件，报道各连（大队为连）的好人好事，稿子写好后直接送工地广播室由广播员广播，后来可能是因为广播员兼负有别的工作经常找不到人就由我自己广播。为了发现先进典型，我每天都得到各连施工现场找干部和民工了解情况，亲眼目睹了民工的艰苦和辛酸。那时已接近隆冬，民工仍单衣薄裳，而且每餐都难得吃饱，每天早上 5 点就在干部的吆喝声中起床出工，到土塘上土后推着独轮车或担着箢箕往水库大坝各自负责的填充区域运土。站在位于大坝左侧山头的工地广播站放眼望去，大坝两边几百米范围内人如蚁聚，一条条上坝填土的车流和人流犹如一条条蜿蜒的长龙，场面十分壮观。为赶施工进度，哪怕刮风下雨也不停歇，工地上天天都是人声鼎沸。民工中的“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更为悲惨，不仅所有最危险最艰巨的活都要他们做，而且稍有怠慢就要遭受干部的训斥和打骂，有时还要开会对其进行批斗。营部包括营长、会计、施工员和我一共只有五六个人，都睡在堂屋里用小松树搭的通铺上，有个民工专门为我们做饭，每餐热饭热菜，生活无忧无虑。当时廖家坳营营长由公社党委副书记林志诚担任，他很喜欢我，对我十分照顾，每天早上天没亮起床督促各连出工时从不惊醒我，总让我睡到自然醒，关爱之情我至今念念不忘。

印象中在水库工地干了 3 个月左右，大约在 1971 年 1 月中旬回到家中。没想到，刚到家好事接连而至。先是听说县教育局要从全县民办教师中择优转一批公办教师，河铺区教育组已将我定为首批民师转正对象；接着是公社党委书记郭俊找我谈话，动员我担任公社团委书记。两者之间，一向很关心我的时任公社党委副书记允辉细爹则更倾向我民师转正。在那个年代，解放军和工人的社会地位最高，年轻人最向往的除了参军就是到工厂当工人。当时，湖北第二机床厂刚搬到罗田三里畈不久，正在大规模招工。与其他年轻人一样，我也将进 “二机”当作最理想、最光彩的职业选择，心情异常急切，居然在郭书记找我谈话时我反过来做郭书记的工作，要他帮忙推荐我进“二机” 。后来回想起来，那时真是初生牛犊不懂规矩、不知好歹。看到郭书记对我的请求没有表态，我就找也很喜欢我的公社武装部长毛普庭求助，请他做郭书记工作帮忙推荐。毛部长是个转业军人，睿智而又友善，听了我的想法后抿着嘴稍作沉思，然后微笑着对我说：“家明啊，我就告诉你一句话，你再去琢磨。自古以来工人和农民都是吃苦受累的，都是听别人使唤的。现在当工人好像很光彩、很时髦，进去以后还不是跟农民一样搞体力劳动！”这一席话对我触动很大，陡然让我从迷茫中猛醒，从此就再也不要求进“二机”当工人，打定主意要么民师转正，要么行政招干，二者就先不就后。

后来还是民师转正抢先了一步。1971年春节刚过，学校还没有开学，河铺区教育组就启动了民师转正申报审批工作。大约正月初七八的样子，河铺中学胡建文校长专程到我家给我填《民办教师转正呈报表》，同时找大队和公社逐级衔接签署审批意见。那个年代，公办教师和民办教师差别巨大，公办教师是国家干部身份，商品粮户口，每月由国家发工资，而且全年工资收入比民办教师高很多；民办教师仍旧是农村户口，由大队提供口粮，跟农民一样拿工分，年终按分值结算收入。由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对于当事人来说，简直是一步登天的大喜事。但尽管如此，当时却没有任何人为此找关系、走后门，转谁不转谁全由教育组领导根据平时所了解的教学能力和工作表现秉公决定。就这样，从1971年3月起我正式告别农村户口，成为具有商品粮户口的公办教师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