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忘记的罗田人】镜子回忆录[我的父亲]

问心无愧 · 发表于 2024-5-25 22:0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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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问心无愧于 2024-5-25 22:38 编辑

今天收到闺蜜姐姐转发给我的一篇微文，作者是她的堂妹、罗田县第一任县长廖鹏伯伯的二女儿镜子(笔名)写的追忆父亲(廖鹏)的一篇文章。我认真仔细地看了一遍，被深深感动。这篇微文写得细腻到位，情真意切，文字感人至深，从记忆中的点点滴滴反映了革命前辈的儿女情长、家国情怀，每个关于廖鹏伯伯的故事片段不禁令人起敬！虽说作者在童年时期面对了父亲的病故，小小年纪便失去了敬爱的父亲，但她的记忆力不同凡响、好得惊人！一点一滴将父爱拾起并著文分享，令人为之动容。
作者: 镜子已愈从心之年，退休于首都医科大学。
有关资料:1946年8月，中共罗田县委员会在廖家坳龚家边成立，隶属黄冈中心县委领导，书记廖鹏。10月改建为中共罗麻县委，仍隶属黄冈中心县委，书记廖鹏，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刘敏。1947年，中国共产党罗田爱国民主县政府设在李家楼，时任县长廖鹏。革命前辈廖鹏是罗田县人民政府第一任县长。
      本帖诚意转发作者镜子的微文《我的父亲》，欢迎阅读！
            《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老干部，也是某省荣军休养院(现荣军医院)的院长兼党委书记。在我们三个孩子的心中，他不仅是战争年代勇敢机智、骁勇善战的游击干部，也是和平时期肩挑双任、事必躬亲有担当的单位领导，除此之外，他更是家庭中一位极为普通的成员，是个仁慈心软的父亲。身为他的女儿，我有幸经历了他的父爱12年，12年的光阴如此短暂，如白驹过隙，匆匆复匆匆，那一个个记忆中洋溢着生活气息的点点滴滴，片片断断，虽不完整，也不够连贯，却因岁月的流失更显历久铭心，弥足珍贵，因此不舍忘却，值得记念感怀。
      记忆中最早的一个片断是在我的幼年，那时的我娇气十足，碰到不顺心就嚎啕大哭，父亲最怕孩子哭闹，孩子一哭，他就手忙脚乱，不知如何是好，于是他急中生智，编出一些顺口溜对付我，我一哭，他就与我对唱，逗我开心。印象最深地是那句“呜哩哇，哇哩呜，小妹(我的乳名)吹喇叭，嘀嘀嗒”，他一面对我高一声低一声地念道，一面作吹喇叭的样子，这招还真管用，每每总逗得我破涕而笑了。好像也在同时期，记忆中的另一个片断是：姐姐欺负了我，我向父亲告状，父亲听了，二话不说，把姐姐摁在他大腿上，抡起胳膊就打姐姐的屁股，只听到啪啪啪一阵响，让我觉得既解恨又得意，可一低头，却发现父亲是用右手打自已垫在姐姐屁股上的左手掌，急得我嗷嗷直叫“没打着，没打着！”，姐姐则趴在父亲大腿上，幸灾乐祸地对我直做鬼脸。这就是我最初朦胧印象中的父亲，他对孩子们的爱带着几分宠溺，是慈怜仁爱的长者。
      儿童时候的我，在三个孩子中身体最虚弱，患过小儿支气管淋巴结结核、黄疸肝炎等病。又常容易感冒发烧，有时还高烧不退，隔三岔五就要住院，在武汉儿童医院竟是出了名的孩子，住院部很多医生都知道有个身体孱弱多病的廖小妹，这也使我最能体会父母无微不至的关爱。在患支气管淋巴结核的期间，每天晚上我都会咳醒，父亲总是立刻起身，及时递过来一个带盖的小搪瓷杯，给我吐痰用。虽然家里请有保姆，但父亲不放心，坚持自己每晚不辞辛劳陪我睡觉(母亲那时工作较远，周未才回家)，倾力而为地照顾我。他白天上班，晚上陪我睡觉，有时讲他打游击时的真实故事给我催眠，让我在似懂非懂中，昏沉沉地入睡，等我结核病好了，他人也看似瘦了一大圈，却毫无怨言，任劳任怨。
      女孩子五六岁的时候，就能够记住一些事了。记得有一天父亲握着我瘦弱的小手，领我到附近的中医院看病，诊室里坐着一位鹤发童颜的老中医，有趣地留着约一尺来长的胡须，他怎么给我看病的已记不清了，只记得父亲小声的问(可能怕我听见)，“这孩子能长大吗？”，老中医的回答声音清晰洪亮：“没问题，女孩子18岁发育以后身体就好了”，这话的意思我虽然不完全懂，但看着父亲焦灼担忧的表情一下松驰下来，我确定一定是好消息，就坦然自顾自地在一旁玩起来了。现在回想起来，父亲对我健康的担扰是多么大呀？
      因为我身体不好，所以格外受到父亲体贴入微的关注。他只要看到我躺在藤椅上或靠在那里，就要伸手摸摸我的额头，看是不是发烧，这些动作看似无中生有，可有几次生病还真被他这样最先逮住了。夏天睡觉时，他常常把头伸到我的帐子里头，仔细查看有没有蚊虫，生怕孩子被蚊虫叮咬，传染疾病。小学一年级，有一次做早操的时候，我因低血糖头晕目眩、两眼冒金花，晕倒在操场上。老师叫一名高年级哥哥，把我背回来，那同学把我放在单位职工卫生所的长凳上躺着，就急忙赶回去上课了。正巧，父亲来到卫生所谈公事，他边说话边下意识在长凳的另一端坐下，医务人员赶紧指着我说，小妹病了，父亲震惊地扭头一看真是我，马上触电似的从凳子上一下子跳起来，惊慌失措地大叫一声“哎呀我的儿啊”。后来，在善意的笑谈中，全院都知道廖院长是何等的爱孩子了。前不久我们邀请院里一位退休老职工杨阿姨吃饭，她还在餐桌上笑谈了这件事情，这么多年过去了，她还清晰记得我父亲当年那惊慌失措的样子。
   父亲年幼时读过五年私塾，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小楷和钢笔字。儿时的我字写不好，写的字松散，父亲就捉着我的手，一笔一划教我写，他示范我写字的起笔要重一点，一横的落笔也要压一下纸，说这叫顿笔，那情景非常温馨，如一幅美妙图画印刻在我的心灵，现在常有人夸我的字写得好，我想这多少受益于他当年的教诲。父亲很爱读书，也非常爱惜书，他读过的政治书籍、文学和医学书都干净整齐，有的还包上书皮，用毛笔小楷端端正正地写上书名。这也影响了我的一生，我从小到大读过的所有书，书角都不起卷，书本干净整洁。父亲不仅爱读书，也善于读书。他读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能运用到实践中去，做到学以致用。父亲在长期艰苦卓绝的游击生活中，落下了一些病根，刚解放时他还患有肺结核，神经衰弱，后来又患血小板紫癫。面对这些当年医生都有些棘手的疾病，他却能大胆地给自己下药，结果是妙手回春，奇迹般的一一治好，聪明的他因此也熟悉了许多的草药。我小时候容易发痧，医学上叫鼻衄，特别是在夏天，睡个午觉，醒来枕边的席子上就有一滩鲜血，身体因此非常虚弱。父亲心痛不已，心急如焚，他一面查书，一面四下收集秘方，后学得一土方，用清晨未开放的白色木槿花煮豆腐，可治鼻衄。他就早早起床，赶在日出之前去附近采摘带露木槿花，煮好豆腐加上冰糖，并守在一旁，亲眼看着我饮尽汤汁，并尽可能的吃一点豆腐(我不爱吃那淡而无味的豆腐)。我忘了这样坚持吃了多久，鼻衄也治愈了，消退得无影无踪，从此再没复发。我现在能有这样康健的体魄，无疑也受益于父亲当年的辛劳。
   上世纪60年代初，甲型肝炎流行，我家三个孩子，曾都无一幸免。患肝炎后，我们仨都不爱吃饭，身体日渐消瘦。父亲一边敦促我们吃药打针，一面竭尽全力想着法子加强我们的营养，他特地买了只带孕的母羊，等到母羊分娩后，每天挤一大杯羊奶给我们喝，使我们身体很快得到康复。而我这个学医的直到前几年才知道：羊奶比牛奶更有营养，更容易吸收，这使我幡然醒悟，为何父亲当年不坐享其成地让我们喝单位养牛场的牛奶，却不惧麻烦去养羊，要我们喝羊奶，可见他用心良苦，用情之深啊，他医学知识的渊博在此也可见一斑。那个年代时兴一种治疗叫“挑疳积”，用针刺入手指关节处掌侧皮肤，挤出白色的疳积，可治疗肝炎所致的厌食症，于是发生这样一幕：一个大夏天，父亲大汗淋漓，风尘仆仆的赶回家，他叫我近前来，只见他拿了个脸盆放入一点水，从背包里掏出几个透明的玻璃瓶，他告诉我是麻药。等他把玻璃瓶敲碎，将麻药倒入水中，又让我把双手浸入麻药，他安慰我说浸过麻药就不觉疼了。紧接着他拿一根缝衣服的针要扎我的手给我挑疳积(可能因为我最瘦)，哪知我一见针就吓得大叫起来，竭力挣扎，不肯顺服，父亲竟然怔在一旁，束手无策，眼睁睁地看着我撒腿跑开了，他甚至没有一声责备和抱怨，只是白白浪费了他辛辛苦苦、顶着烈日从远处医院谋来的几瓶麻药。这哪像一个腿部中子弹负伤也不皱眉头叫疼的英雄，分明就是一个不忍心对孩子下手扎针的慈父，不然以他一米七四的个子，抓我这个8、9岁的女孩子，还不像老鹰抓小鸡，哪有不成的事呢？
   父亲除了爱看书学习，他也是单位出了名的“绿手指”，他务实勤劳，栽种什么都能活。那时我家住在休养院的一座小山半山腰，是一栋红砖带凉亭的别致平房，由两家老干部分住，我家住在西头。父亲利用下班后的业余时间，在屋旁桃树林间和山坡上开出几块菜地，还埋下两口大缸沤肥用。由于父亲勤浇灌，肯施肥，蔬菜长得又肥又大，他种的蛇豇豆又粗又长，吃起来香脆可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这种品种的豇豆，像蛇一样粗细，长长挂在架子上生长，味道和口感无与伦比(后来听说是越南的蔬菜)。有天放学回家，父亲笑眯眯地牵着我上山去看他的菜地，拔了一个红红的萝卜，回来洗了削皮让我吃，那萝卜猩红的肉，吃起来香甜如蜜，舌头都染红了，他兴奋地告诉我，这是外国的品种(我记不清具体是哪国了)。父亲爱吃椿苗，但他不是那种想吃却不动手，只坐在一旁想入非非的人，他从老家罗田弄来些香椿树苗，在屋前屋后、菜地四围都栽上，从那以后，每年春天我家的香椿都吃不完，还有多余的送给左邻右舍，惠及他人。除了务实这一面，父亲也爱种花种草，按现在人的眼光是个绿化达人。他在屋前屋后种了桂花树，紫薇花树，紫玉兰花树，红梅树，还有金桔树和柿子树，这些树棵棵长势喜人，错落有致，有的开花，有的结果，棵棵成材。到了上世纪90年代，我家搬走时，两株桂花树已有两人多高，金桔在秋天一摘就是一篮子，其它花树也长势良好，季节一到，姹紫嫣红地争相开放，流光溢彩地诉说着父亲勤劳智慧的故事。
      父亲生性豪爽，待人真诚，他生前接客无数，凡是来客，都招待饭菜，热情款待，一视同仁。对老家罗田县的农村人，更是感恩戴德，常给人回家的路费。母亲回忆说父亲几乎没有余剩的衣物，一有多余的衣服，立刻就送给家乡来人了，他仅有的呢子大衣、毛料衣裤，还是我母亲用自己那份微薄的工资，偷偷攒钱才买的。父亲虽是老干部，却因待客过多，工资常常入不敷出，捉襟见肘。直到他去世，他接待农村来武汉开会的宾客伙食费结账时，竟然还欠公家食堂200多元，后由我母亲凑钱偿还了。父亲常对我母亲说，“在家少客人，出门少主人”，其实他是因在战争年代，与老百姓结下生死之交、鱼水之情，对家乡来人总有知恩图报的思想，甚至有的来客完全不认识，只要说是罗田县来的，或说得一口乡音，他都热情接待，倾囊相助，无怨无悔。那年月单位也没有多少客房，来客常在家里居住，有时家里还要打地铺来接待，母亲笑称家中最多的家当就是棉被了。
   父亲是罹患食道癌去世的。患病期间，我母亲辞去了人民银行工作，专程陪他四处看病和住院治疗，殚精竭虑地照顾他长达两年多，陪他走完生命最后一程。父亲去逝前，当时的湖北省省长张体学也给予了特别的关照，单位也指派专人为他购买食物，但是他什么也吃不进去了，只能喝点汤。当知道自己来日不多了，他真诚地对我母亲说：与死在战场上的烈士比，他很心满意足，因他已年过半百，又有儿有女，还享受了和平时代，由此可见父亲只求竭尽全力付出，不求更多回报的拳拳赤子之心，他用一生的奉献精神，诠释了担当和忠诚。父亲弥留之际，紧紧握着他所至爱的母亲的手，带着无限深情的眷恋，直到咽气，手都很久没有完全松开。清理病床时，母亲发现他枕头下面有一个小红本，里面干干净净，没有写任何文字，唯有一帧我母亲年轻时的玉照，见此遗物，母亲泪眼滂沱，肝肠寸断。父亲对母亲的爱，从不挂在嘴边，也不轻易存留在墨纸间，而是深沉地掩埋在心田，他是以一个成熟男人的灵魂，呵护并眷恋着比他小十多岁的妻子。父亲的追悼会开得庄严而隆重，遗体告别时，一向宠爱我的叔伯哥哥廖凯，握着我的手，牵着我缓步走向父亲的遗体，我看到父亲嘴角上失去了那熟悉的微笑，他那明亮有神的双眸永远地紧闭了，面色蜡黄，眼窝深深地凹陷，一种按捺不住的彻骨悲痛，刹那间席卷了我全身，我害怕自己快要支持不住了，恍惚中担心自己身体会发生抽搐，这时廖凯哥握着我的那只又大又温暖的手，明显的紧紧捏了我几下，一种巨大安慰的力量，从他的手传递到我瘦小的全身，我终于能控制住自己，模仿着成年人的样子，外表平静地与父亲行礼貌的告别，而不是扑向他放声大哭。然而追掉会后，一想到父亲的离世，我就双眼模糊，泪湿衣襟，甚至为自已这么小就没了父亲而产生过自卑。父亲真的走了，很长时间，我都不敢相信这是事实，那时因为年纪还小，无法用准确并深刻的语言去表达对他无限的思念，只是想他时，就独自一人到父亲的菜园子去。我抬头看看已长得高大的香椿树，低头又瞅瞅长满野草荒芜了的菜地，有时还盯着两个沤肥缸发呆，心里无限惆帐，潸然泪下。那里的一草一物都留下过他熟悉的身影，那是多么勤劳快乐耕作的身影，可惜再也寻不着了，寻到的只是一颗幼小滴血的女儿心。
      父亲去世时，我12岁，最大的姐姐也只有15岁，弟弟十岁还未满。对这三个仍在嗷嗷待哺的孩子，他没有留下什么值钱的家当和财富，但他留下的爱国爱民爱家人的精神财富永存我们心里，够我们享受一生，他慈父的爱，也是儿女们今生的慰籍和夸耀！

镜子的父亲和他的三个宝贝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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