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秋实 · 发表于 2024-3-1 11:4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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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秋实于 2024-3-1 11:55 编辑

我的母亲

母亲活得苦。

母亲娘家团风县但店镇（原黄冈县溢流河乡）杨庙村，距我老家有三十多里路。听表哥讲，母亲是五九年冬天，直接从庙河水库工地逃到我家，次年三月与父亲成亲的（母亲的二哥先前已入赘到我堂姑家）。修水库的工程大，在那个年代，主要还是靠人畜肩挑背扛，人定胜天的精神奉献完成建设。工地每人每天三碗稀粥的定量，需要付出一百贰拾担箢斗的土方，劳动强度大。母亲说，大会战时，经常看到有人一头栽在土石方里就再也没有起来。母亲个子小，担心自己，迟早也会把命丢在大坝上。跨县与父亲完婚，母亲离开庙河工地，就有了后面我们五兄妹，有了我们那个原生的家。

我是家里的老幺，自小和母亲特别亲近，我的整个儿时都是在母亲身边度过。上学前，母亲无论做事还是走亲戚，都会带上我。“这个细儿（我）是我的尾巴”，我常听到母亲这样对人说。每年正月，吃罢十五饭，母亲会带我出方，去三十多里路外的舅舅家，给外公外婆烧香化钱。外公外婆，母亲尚未成年时就已去逝，舅舅家就成了母亲的娘家。舅舅会打铳，全家热情善良，运气好，我们还会吃上舅舅打猎回来的斑鸠肉或兔子肉。我们兄妹都喜欢舅舅家，但只有最小的我才有机会年年跟着母亲享受这个福利。四十多年前，交通极不方便，出门基本靠步行。清早出发，下午三四点到，一趟下来差不多要耗一大半天的时间。舅舅家住了几天后，母亲还会带上我，去贺坳田家的姨家，再住几天，整个行程大约一个星期。从贺坳回来，我们很少再走绕圈的公路，而是从李家榜出发，沿路爬沟渠、穿隧道、上庙河水库大坝、翻山到檀树沟，再插到陶家河农场或兰家畈的平路回家，能近不少路。沿途荒山野岭，突塚孤坟，看着有些瘆人。

母亲个子小，一米四左右的身高，身体单薄，体重应该只有五六十斤，不适合下田做农活。分田到户前，小队安排母亲养猪，负责完成小队每年的生猪上交任务和提供社员过年吃的肉。那时的生产队建有专门养猪场，当地习惯叫猪圈（juan)。我们村的猪圈占地比较大，建在塆子最前面，有两排砖瓦猪舍房。一排四间，一排八间，猪舍后面用石头垒墙圈出一个三百平方左右的围栏，是猪活动的地方。母亲把其中的一间猪舍腾出来搭了土灶，支上一口大锅，用来煮猪食。猪在猪舍睡觉，在院子里溜食。四间一排的猪舍则单列出来放母猪和小猪仔。养猪不是力气活，无需风穿日晒，需要细心和耐心。在那个人都缺粮闹饥荒的年代，如何保证几拾头猪的一日三餐，母亲费尽了心思。粗细搭配，远近统筹，为那些猪增肥长膘是母亲的工作重心。日常的半大猪用稻草打糠掺些野菜煮熟后喂食，稻谷或小麦收获的季节，猪食就会添加一些谷糠和麦麸，红苕成熟了，母亲还会蒸一大锅红苕当猪食。沾猪的光，小时候我也吃了很多蒸红苕。刚生完小猪的母猪，则会享受到母亲给它煮好的细粮，一些煮熟的掺有米头、碎米粒或麦麸的精粮猪食，补充能量。母猪咬着稻草四处拱四处哼哼打窝时，说明母猪发了生，要生小猪。母亲这时便会背上喷雾器给猪圈消毒，做好接生准备。给小猪接生是个技术活，有时需要熬通宵。队上的猪多，碰上天气暖和，母亲会把猪赶出猪圈，到外面溜溜，叫放猪。春天草籽花开，和母亲一起去田畈放猪，是我小时候最快乐的事。春风拂过，田畈一片翠绿，淡紫如硬币大小的草籽花次第绽放，母亲领着我，赶着一大群猪，在田畈间放猪，玩耍，打滚，是那个满眼青灰衣服的时代，少有的亮丽。

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队上的猪圈撤了，不再养猪。母亲回归家庭，和父亲一起承担家庭农活。八口之家，家大口扩，再加上哥哥和我读书，我们家一直缺钱缺粮（见《怀念父亲》），为了度日，我曾亲眼看到母亲几块钱就卖掉了娘家陪嫁时仅有的银项箍和银手镯。

父亲在时，所有家事都有父亲顶着，不用母亲操心。八八年父亲去逝后，母亲正式从幕后走到前台，开始吃苦受难的日子。

在农村，犁田打耙等农活通常都是家庭主要劳力干的事，女的很少插手。父亲走的头一年，家里失去了顶梁柱，这事为难了母亲。农活赶季节，凡事要趁早。春耕双抢来临时，母亲会主动去和塆里的乡亲们换工，以期得到帮助，确实没有办法，也曾尝试过用锄头挖田的事。母亲不善言辞，凡事忍让，不与人发生矛盾，实在受不了时，也会在门口自言自语地说一通。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说农村单纯，关系简单的人，大多是那群俯视并远离农村不饲稼穑穿长衫的人，有空去看看田间地头那些边界石旁的田埂，做个房子动个地基看看，一群平素一起家长里短，这叔那婶的熟人，立马陌生，翻脸不认人，说的话做的事会让人惊掉下巴。丛林法则，是农村生存的主旋律。占打谷场晒场，施肥看水，上交公粮，干农活的每个环节，无不体现了谁的拳头大眼睛大，谁狠谁就有话语权的特点。父亲去逝的那年暑假，我家新打的粮食刚从稻场挑回来，罗姓村长（外号扯口）就拿着杆大称带着一帮人上门逼上交，还大讲特讲什么谷子没干透过称要扣水份打折扣。我家缺粮已经很久了，喉咙早就生出手来想抓米吃饭，临了却碰到这么一曲。奶奶和母亲跟他们说了很久的好话，求他缓缓再收，没有用。村长耀武扬威，凶神恶煞，牛B得不行。最后还是我拿的一根大栗树扁担劈向村长才算得到延缓。事后，奶奶说，没想到你脾气这么大，吓死人了，要是把人伤了么办。其实我的想法也很简单，我还不到十七岁，手上有分寸出不了大事。至于田里刚撒下化肥，别人要过水吵架斗狠通宵看水的事就太平常了，不多提。在农村生产生活的各个环节，母亲受尽了气，受尽了欺，即便碰到的是自己的堂兄弟也是一样被欺。

父亲去逝三年后的九一年五月，奶奶淘麦子时突发脑溢血去逝，原本赤贫的家庭经济上更是雪上加霜。家里一分钱也没有，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已经完全破产。但老人不在了，再怎样，棺材总是要一副，总得想办法把老人送上山，入土为安。刚好堂大伯家有待售的棺材。母亲向大伯提出赊欠棺材的想法，大伯倒是没有拒绝，但开了一个赊账条件：必须同时捎上大伯的弟弟我堂三爷家得了猪瘟的病猪办酒才行。在奶奶的出殡酒上，因为大家都知道是病猪肉，席上大肉没人伸筷子，事后猪肉倒了一水沟，全部浪费。奶奶走后的第五天，还没出头七，三爷就上门来逼债。那架式的夸张，那高人一等的狂妄，虽说三爷已逝多年，但每每想起，我都胸口发闷，浑身的不自在。阴三爷站在门口稻场的沟边指着母亲破口大骂，“没有钱，没有钱，没有钱你办么事酒，没有钱你买我的猪爬L......”那一次，阴三爷输出了很多很多难听的话，只能说是能有多难听就有多难听。老屋前排何塆的易个爷，地地道道的旁人，看不过眼，没忍住，回应三爷道，“阴儿，你的婶娘这才刚上山，尸骨未寒，你嫂子她这时哪有钱还你？林个姐（母亲姓林）是你的嫂，你这样旦你嫂，旦人旦得这么粗卡这么狠，阴儿，你这样做么要得，你要不得，要不得”。没有钱还，一向与人为善的母亲，只能全盘被动接受那顿顿宛如狂风爆雨般的、劈头盖脸的情绪渲泻。人穷，呼吸都是错，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人穷志短，被人当面吐唾沫星都无法还口的滋味。事后不久，哥哥他们想法筹钱还清了阴三爷的债，母亲才得以安生。这件事，改变了我的认知，催熟了我的幼稚，修正了我对亲情的看法。

一九九一年，我考上地区的一所学校，几分钟的高兴后，就开始为一佰二十多元的学杂费发愁。

一贫如洗的家，哥读书、父亲去逝，奶奶去逝借的外债都没有还清，但凡能借钱的门路都已被堵死，一分也借不到。想贷款，没有抵押物，信用社和基金会都不给贷。堂大伯倒是提过一嘴，说担保帮我贷款，最后也不了了之。家里仅有的财产就是父亲留下来的一头母牛和一个牛仔。无奈，母亲只能将母牛卖了370元，还了买化肥农药种子等日常借款170元，工商所收了50元交易费，留下150元上学。

一九九三年，好不容易熬到了毕业，原本以为有了工作，每月就会有固定收入，可以稍稍改善一下家里的生活，为母亲解决一些困难。没承想每月一佰多块钱的工资我也就完整领过一年，随后就是连续几年的下岗、失业。以至于对母亲的亏欠，一直延续，无法补偿。在县城生活的那十年（见《那十年》一文），特别是刚入社会那几年：没经验、没资源、没方向，没有稳定收入，四处漂四处荡，连基本生存都得不到保证，更不用说有钱存。一切信息一切道理都靠自己去撞去悟，日子过得一团糟。读了十几年的书，对母亲，对那个家没有一丁点的帮助。每次回老家，小个子的母亲要么在田间地头忙农活，要么肩上正挑着一担草或一筐柴火，即便清明回家下着雨，母亲也是一身水一腿泥地放牛回来。记忆中的母亲总有做不完的事，象个陀罗般在屋里屋外转过不停。只有在傍晚回家生火做饭时，母亲才得有空，一边淘米做饭，一边抽空和我聊天聊家常。

我和母亲聊天聊得来，做事也很默契，母亲从菜园摘菜回来，我就洗菜切菜，母亲在灶头做饭，我就在灶门烧火，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地聊着各自的生活。母亲聊塆里的喜怒哀乐，麻子走了，上头队的占大头也走了，XX家的儿子在外打工赚钱建了楼房，士喜家生了几胎女儿后终于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服了一整头猪淌了全塆的酒很热闹。洗碗时伸缩着手指对我说，手指伸不直，发麻，是不是有风湿等等。在老家，即便我都是二三十岁的人，晚上睡觉前，母亲还会把洗脸水和洗脚水烧好，放到脚盆送到床边安排我洗涑。看到我工作不如意，神情沮丧，日子已然一团乱麻的母亲，还不忘安慰我，“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人一生，总会有行时的时候”，鼓励我“财发三年无dong处”（方言念“栋”音,写不出来），给我打气。听到这些，我也只是苦苦一笑，觉得这些坊间俚语都是穷人的自我安慰，事后诸葛，“赚钱”两字，距我好远，属于传说中的他人故事。回想起来，母亲这些乐观的殷殷希望，我们还是要有的。用现在流行的话说，“万一实现了呢”。

对现在孩子来说，吃饭有肉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期，过节能有肉吃，对母亲和我来说还是奢望。

在老家，重视立夏，有过立夏的习惯。立夏过后就是农忙。每到立夏，手上但凡有一点余钱的家庭都会上街割些肉和买些豆腐做些好吃的慰劳自己，为即将到来的农忙作些能量储备。母亲无钱买肉，就拿家里自产的黄豆去街上桥头豆腐店换上几块豆腐，煮上葱头，加点咸菜庆祝节气。有一次，母亲应该是身体确实亏欠得慌，问我，身上有没有钱，说是好久没有闻过肉香了，想肉吃。那时的我也正处下岗，也在天天闹钱荒，当时终究还是没有能够满足母亲想吃肉的愿望。

为了帮我成家，母亲承手在老家给我打了全套木制家具。尽管材料钱和工钱由我出，但木工师傅在我家呆的两个月，为难了母亲。母亲总在为一日三餐要拿出的几个伸筷子的菜碗而劳神。木工和油漆的工钱，我前后还了三年，时间跨度长。逢年过节，债主上门，没有结清欠账，就免不了对母亲的一顿数落，说些难听的话，母亲只能因我而与人说些好话，陪些笑脸。

一九九九年，母亲身体不舒服，出现指僵，脚踝浮肿的症状，坐车来县里找我。经县医院检查，是慢性肾炎。我也是条件有限，拿不出钱来给母亲住院，只能叫医生开了些药给母亲回家调养。随后几年，靠老家赤脚医生的医疗维持，母亲坚持了十来年。前些年母亲养的猪，都为治这个病送给了医生。

身患残疾不能听不能说的大哥（于2011年逝），神经好象也有些问题，每隔两年，就会间限性地精神失控一阵。发病期间，不吃不喝，白天四处颠，晚上不睡觉还在外面窜，一出去就是一个星期不归家。回来时就是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什么死猪，什么别人丢的破旧衣物和旧鞋旧伞，把家里搞得象个垃圾堆，让人不得安生。偶尔发狂，还会动手打母亲。有一次，刚好我在家碰上，确实没能忍住，动手揍了大哥一顿，算是安静了几天。这种生活环境，透不过气，让人绝望。母亲曾亲口告诉我说，她不想活了，想用老鼠药了结自己并带走有残疾的大哥，减轻我们的负担。我和母亲就生活的难聊了很多次，劝慰母亲向前看，总会有好的一天。考虑到我们大塆大落，母亲也不想因长辈的非命事故让塆里乡邻是非自己的儿女，最终还是努力坚持活着。不是难到万不得以，母亲是不会想到这条路，对我讲那些话的。

2008年，我在深圳已基本立足，经济状况也已好转，原本和母亲约好的，说是接她来深过年。从没出过远门的母亲听说可以坐火车来深圳，兴奋了很久，也念叨期盼了很久。谁承想，到了腊月的年底，母亲的病情急剧恶化，精神状况极差，终究还是没有来成深圳。母亲患病期间，做儿的我们或在外工作或在外打工，没有照料过她一天，回家探望也是来去匆匆蜻蜓点水，除了给点钱也拿不出其它实质性帮助，幸好与大姐家相隔不远，母亲临终前的煎药熬汤、日常服侍、大姐付出了很多。2009年二月母亲病情恶化升天的时刻，我在深圳，哥在异地，只有大姐和有残疾的大哥守在母亲的身旁。

母亲一共生育六个孩子，因生活太苦，营养不良，第一个孩子出生时就已夭折，第二个聋哑残疾，我们后面的四个健康长大。如今，大姐，哥哥和我有了各自的家庭。

与母亲共同生活的几十年，特别是在父亲去逝、哥已上班、姐已出嫁的那几年、目睹了身边一个个熟人对母亲这个贫穷的弱女人明明是欺凌还理直气壮，理所当然的样子，对我影响很大。原生家庭的铬印，成人过程中外部环境的雕刻，塑成了现在的我：恐惧贫穷，缺乏安全感，只重结果不信承诺，以最糟结局的心态谋事不留侥幸，特别呆板。至今，我都心存障碍，特别是涉及到个人生活时，总会与人保持一定安全距离，不与人接近，即便是自己的亲兄弟，我都很少能主动聊起什么话题。错过一些机会，也冷了一些人心。

母亲一生清苦，忍辱负重，步履艰难，只是付出，没有回报，饱偿世间冷暖，历尽折磨欺凌，在我经济刚刚好转时辞世，离开了我们。对母亲的愧疚，一直是我心中的痛。母亲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住进一个宽敞明亮的房子，作为儿子的我，因为当时经济条件确实太差，没能满足母亲的这个愿望，是我一生的遗憾。

每次回老家，我都会到后山父亲和母亲的坟前坐坐，读读墓志铭，擦擦碑上的泥渍，摸摸碑牌上的字，看石碑是否稳当，两边的水沟是否通畅。面对睡在那里，自己生命起源的父母，我心里特别亲近，感觉特别踏实。燃着香火，烧着纸钱，脑子里一帧一帧地翻阅父母生前的音容象貌，喜怒哀乐和那些记忆深刻的场景。感觉这些年，父亲母亲好象并没有真正离开我们，二老只是换了个地方，住在天堂的某个地方，一直在暗暗保佑着我们，保佑着他的子孙后辈们健康、顺利和平安。

甲辰正月初十日，母诞辰八十七周年，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