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

秋实 · 发表于 2023-7-2 11:5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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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秋实于 2023-7-2 18:36 编辑

我的父亲是农民，一辈子生活在农村。父亲兄妹六人，他是老大，在堂兄弟中排第二，我们习惯喊二爷。爹爹走得早，婆、母亲、四叔、小姑，父亲和他的五个孩子，组成一个十人的家。四叔当过兵，退伍后在邻镇的工厂上班，父亲是这个家的家长。

父亲生活的村庄座落在小山脚下，四季分明，出村口就是一两百亩的河畈，水源足，适宜种庄稼。那时候，生产小队一年要种早晚两季水稻，冬季再加种一季小麦或油菜，农活重，农民生活非常辛苦。每年开春，父亲会把门前氹子里的土粪挖出来，晒些天，然后送到田边地头，为种粮种菜作准备。土粪是生活垃圾和猪牛粪便沤好发酵后的产物，天然肥料，养什么肥什么，不会破坏土壤结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山区的气温好象比现在要低一些。记忆中，村头的打谷场东北边有两间保温室，保温室是培育种子的场所。早稻种子，下田前会先在保温室培育，破胸后再撒到田里，更好发芽。父亲是生产队的技术员，具体负责秧苗培育工作。我那时还小，不到十岁，经常跟着父亲进出保温室。保温室内气温很高，应该有20-30度，到处湿漉漉的，连空气也是湿的。人在里面待久了会觉得呼息不顺畅，象是缺氧，我不喜欢保温室。父亲还负责保管小队的灰印。灰印是一个木板做的空心盒子，在盒子底部镂空“十队”字样（我们小队是十队）。粮食打出来没有验称归仓前（归仓后分粮食前也要盖），通常会堆放在打谷场上，灰印盒里装有石灰粉，用时打开机关，往谷物堆上轻轻一盖，字就清晰地印在谷堆上，能防止晚上有人对粮食做小动作。父亲厚道，实诚，话不多，提高秧苗育种成活率，保证粮食颗粒归仓，做的都是社员心头事，好事，村里人都很尊重他。

七十年代末，四叔结婚分家，不久小姑也出嫁了，婆和我们一起过日子，父亲继续着八口之家的生计。奶奶做家务，母亲是小队饲养员，负责养猪，大姐和有残疾的大哥种田养蚕，放牛挣工分，哥哥上初中，二姐和我读小学。八到十八岁的我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饭量大，干饭也能吃两三菜碗，都是饭泼。分田到户后，粮食增产，基本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我们家的粮食也有增产，但粮食还是缺，原因也很直接，哥哥和我在读书，不做事，不挣钱，月月还要花钱。每年新粮出来，村干部带着人挨家挨户收上交（后面还有收村积累），拉走粮食的三分之一。除此之外，父亲还得再卖三分之一或更多的粮食，用于我们哥俩读书和必要的家庭开支。两毛几分钱一斤的二季稻单价，一共也变不出多少钱。读书和家庭日常已花去了大部份，剩下的可用于农业投资的钱就少得可怜。有些年份，父亲甚至拿不出钱来买回碳铵给农田打底和买尿素给幼秧提苗。对土地的亏欠，导致我家的粮食产量连年下降，几年后，可供家庭食用的口粮也就越来越少。农历四月，新麦子出世前，米缸见底，等米下锅是我们家的常态。小时候，我经常看到婆拿着升子，去对面王婆，隔壁二婆或三婆家借米度日。春荒要等新麦子打出来，磨出面粉接上，才会有好转。

和四叔分家，父亲分得老屋的两个通长间和一个单间，外加一间天井屋。老屋也叫花屋，建成有些年份了。大门进去有很多重（念chong），靠着连廊和厢门与各房衔接。历经多年的烟熏火燎，老屋的砖墙呈灰褐色。一到天黑，就算有15W的电灯照明，屋里依旧特别昏暗。几角或一块几毛一月的电费，也经常因无钱支付而被停电不能用，煤油灯便是常见的照明工具。屋里到处昏攃攃的，即使在白天，刚从外面进屋也看不清楚人脸。

天井屋的屋顶呈半开放状，用于老屋屋顶排水，不适合住人。屋顶只有一半盖瓦，其它三边是墙的出檐，四周高中间低，象个方形漏斗，水从屋顶汇集到天井（屋子里挖的一个连接下水道的坑），再从天井下的暗道流到外面的水沟入池塘。哥哥的床就安放在天井屋进门盖瓦的那一侧，旁边还堆放了犁耙耖子和父亲打草鞋要用的工具。半开放的屋顶，碰上刮风下雨，雨丝都能随风飘到床上。说是屋，只是比睡在外面好一些。

责任制后，集体不再养蚕。原属小队的蚕室，三大间明三暗六的房子，小队作价一千一百元出售。父亲决定买下蚕室。为了筹款，父亲变卖物品，四处借钱，在各位亲朋好友的帮助下，终于限期内凑足现金买下蚕室。前几年，在老家建房的地基，就是父亲留给我们的遗产。买下蚕室后，家里的外债更多了，日子过得更加紧张。绕是如此，父亲也从来没有过要我们兄弟放下书，回家种田的想法，坚持让哥哥和我把书读完。

在那个物资奇缺的时代，一个农民，完全靠种田种地维持八口之家的生活、应付各种上交、摊派和农业税费，还要供两个儿子读书，可以想象，父亲的日子过得是何等的艰难。在岗背畈粮站做厨师的三叔常说“二哥的家是个饿坑，象个无底洞”，二哥家就是指父亲的家。大年三十，我们这群孩子，完全沉浸在过年有肉吃有新衣服穿的喜悦时（婆用自产的棉花织布做的新衣），父亲却在承受因无钱兑清一年的欠账所面监的窘迫。腊月三十的夜晚，火塘的枞柴旺盛地燃烧，各个债主围坐在火塘边要债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父亲拿出仅有的元角分，赶急的，能还的先还，暂时不能还清的，只能不停地说些好话先缓缓，承诺来年接着还。欠债金额并不大，事由也很简单，欠交的电费、打米打面粉的加工费，赊欠的奶猪钱，金额从几块到几十块不等。没有亲身经历过缺钱熬日子的人是无法体会穷人的艰辛和无钱的绝望。中年的父亲，额上的皱纹比现在七十多岁人还要深还要密。15W的白炽灯发出的光还是那么微弱，用久了的灯泡，光线好象有些发黄。

父亲没有上过学，讲不了大道理，但父亲做事坚决，有打算，有韧劲。

为了给家庭增收，父亲想尽办法。哥哥和姐姐除了在小队做工分，还会尽可能多扯猪草，多养几头猪（计划经济时代，农村家家都有向国家上交猪肉的任务），指望把猪仔养大，年底好出售变钱还债并能落些猪下水过年。那些年，我家的运气是出奇的不好：年初父亲好不容易找人赊到了猪仔，可碰上农村发猪瘟，一发瘟村里就会死一批猪。记得有一年，我家一共死过四头小猪。父亲话本就不多，碰上不好的运气，更加寡言。我经常看见父亲一个人坐在灶门口抽闷烟。父亲爱抽烟，没钱买纸烟，就自己种烟叶抽，把烟叶切成丝，用烟斗抽的那种。偶尔忍不住想抽抽纸烟，父亲就塞给我两毛钱，去街上买两盒支农或农乐牌香烟。烟是九分一包，余的两分钱我买糖，一分钱一颗，糖很甜。

没钱买化肥，就想办法积农家肥来解决。父亲带着姐姐，身材瘦小的母亲还有残疾的大哥去挖草渣坪，大姐还多次挑着萝筐去屋后的山上捡牛粪回来窖肥。我家的庄稼，贫瘠缺肥，瘦蔫蔫的，产量不高，但很少得病倒伏。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父亲能买下蚕室、能坚持让我们两兄弟读书并离开农村，全村四个小队几百人中，我们家是唯一。困难时期，小姑和姑爷在经济上给了我们家实实在在的帮助，对我们家是有恩的。我时常想，我们家应该还有欠着小姑家的钱，只是姑爷大度，从不曾提起过。

父亲一生爱干净，过往很少生病。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无论落雨还是下雪，天天洗澡，这在北方的农村是很少见的。饶是这样爱干净，父亲还是被病魔给盯上，并在一年后带走了父亲。

八六年秋天，一向健康的父亲，感觉身体不舒服，吃东西吞咽时会恶心打嗝。起初家里人以为是饭或麦子粑做得太硬，引起消化不良，是小毛病，吃吃药就会好。然而，一段时间后，药也吃了，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嗝却打得的越来越频繁，发展到最后喝水都打嗝，以至于不能顺利进食。见此情况，刚工作没多久的哥哥（八七年七月，哥哥毕业分配在地区的WZ局上班。计划经济时代，哥哥所在单位的福利待遇好，奖金高，日常生活用品也会按季发放，不用花钱）带着父亲来到当时最好的地区人民医院作了食道和胃的全面检查。那时候地区人民医院也没有CT ,检查胃就吃贝餐。看完父亲的相关病理图片，医生初步判断是食道癌或贲门癌。医生建议：为便于术后恢复，待十月天气转凉后，再给父亲做手术。秋后，手术的结果令人很失望：贲门癌晚期，癌细胞已扩散。除割下一点肿瘤切片用于化验外，医生没有再动手，原样缝合了父亲的创口。主治医生对哥哥说，“回家吧，时间不多了，他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不用再忌口了”。年龄不足五十，上有老下有小，家庭顶梁柱的父亲，就这样被确认而又无可耐何......

至终了，全家人都没有告诉父亲他的病情真相。

回家后,父亲以为手术成功了，病好了。逢人就笑着打招呼说，“我好了，做了手术，病已经好了，我要做什么什么......”发自内心的解脱和喜悦，举手投足间都在外溢和散发。没多久，当嗝再度打起、身体的疼痛再度开始的时候，父亲自言自语地说，“么回事，不是做了手术，好了的？”，隐隐约约，父亲仿佛感觉到了些什么，不再谈起手术，再后来，就很少说话。家人也不再在父亲跟前聊起与病情相关的信息，各尽所能打听与疾病治疗有关的单方和偏方。只要听说哪个地方的医生哪个偏方能治父亲的病，就托人去打听，去寻药。医生说什么药有效，开什么药，父亲就吃什么。僵蚕、蜈蚣、蝎子，地坛鱼（也叫地鳖虫）父亲都吃过。我那时候小，不能担当事，替大人们打下手，只能听听叫跑跑腿。父亲患病期间，婆操碎了心。听说天马山菩萨灵，山上的药材有效，小脚的婆为了诚心感动天，坚持要自己亲自上天马山去上香挖药，祈求神灵保佑我的父亲她的儿子康复。北方冬天的夜晚，山里黑呼呼的，婆拄着棍子，迈着小脚，动身爬到天马山山顶的庙里，抢上头柱香，挖活虫给父亲做药引子。天马山脚距离我家至少有两公里左右的路程，山有七百多米高，上山的路弯弯曲曲，遍布荆棘。对于一个健康的成年人来说爬山或许不是什么难事，但是对于年龄超过七十岁、裹过脚的老太太来说，一步步走过去并爬到山顶，烧香，挖药材，那种辛苦，不会比成人跑一个全程马拉松轻松。

然而，父亲的病情并没有如大家所愿出现好转，而是一步步恶化。

眼见着的一天天消瘦，进食对父亲来说已是奢望，喝水都吐了出来。原本健壮有力的父亲，瘦得只剩一层皮。十五岁的我，甚至可以用双手把父亲托到屋外的躺椅上晒太阳，而不觉得吃力。父亲休息的地方，要用厚厚的被子垫着，以防骨头咯着痛。有一次父亲抬手挠痒，我看见父亲胳膊下方的静脉扯着薄薄的皮肤在不停地左右晃动。病魔，已彻底抽走了父亲身上的每一寸肌肉和脂肪。八七年腊月，父亲小腿开始起水泡，一个一个的水泡，破了结痂，长好又接着破。冬天的火塘，柴火烧得很旺，裹着被子烤火的父亲却总是喊冷。

贲门癌是一种很苦的病，吃不下东西也喝不了水，人总是饿。吃饭时，我们都会尽量避开父亲，以减少饿乏了的父亲看见食物却不能吃到口的难受。偶尔，父亲确实忍不住，想吃，会叫我把筷子沾点米汤送到他口里含一会儿，试试味。病中的父亲，他太渴望重温食物的味道。

父亲病逝时，我十六岁，上高一。

八八年二月初二，父亲逝世的前一天，原本在邻镇住校读书的我，一早起来就觉得心神不安，特别烦躁，一天都没有心思上课。下午放学后，便自顾自地一路小跑二十多里路回家。事后证明，这次冒然回家是正确的（想想应是亲人之间的心电感应）。次日上午七点多，我在邻居家还没起床（那时家里房少，和隔壁的同龄人借宿），就听得有人在岗上喊我的小名，“快回来，你二爷怕是快不行了”。到家一看，家里早已聚了一堆人。母亲，奶奶和姐姐已哭成一团，父亲的叔伯，兄弟们都在不停地跑前忙后，准备着寿衣、火盆和纸钱。平趟在床上的父亲，流着泪，张着嘴，喉咙一动一动的，发出咕咕的声音。我走到床前，把耳朵靠近父亲，想听听父亲会说些什么，最终，什么也没听清。没多久，伴着五叔从父亲的房门走出，我的父亲，一位从未出过远门的农民，也停止了呼吸，永远离开了那个他全力支撑了几十年的家，时年49岁。父亲是含着泪走的，走时应是有着太多的不舍和不放心，不放心这个家，不放心二姐的脾气太倔会吃亏，不放心未成年的我还在读书，更不放心母亲和年迈的婆......

父亲是个地道的农民，成年后没有过过一天舒服日子。干完农活做过脚夫挑过盐，参加了平头岭水库及家乡其它水利工程的建设。乡亲们说“二哥真是个苦命人，辛苦一生，到走了都冇穿头”。父亲劳碌一生，操持一大家的生活，三十多岁时把自己的父亲送上山，以微薄的收入，赡养自己的母亲，照顾没有成年的弟妹，养育五个子女并供两个儿子上学。为解决全家的温饱，穷尽一生，奉献一生。

相信自己、脚踏实地、能吃苦，身处逆境不气馁的坚持，是父亲留给我们最保贵的财富，激励着我们进步。

如今，哥哥在外市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做合伙人，我们一家则在南方那座城市过着平凡、简单的生活。在那个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代，不识字的父亲宁可自己受苦挨饿，也坚持让我们兄弟俩读书寻出路，这种坚持本身就是忘我的拼和博。

一晃，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三十五年了。睡梦中，我会经常回到故乡那个小山村，拉扯着那些年经历过的人和事，然而却很少梦见到我的父亲。

2023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