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田传奇人物——周镐之死

窑山将客 · 发表于 2021-9-8 18:3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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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年底的一天，湖北罗田一位叫李华初的农妇躺在床上奄奄一息。也许预感到来日不多，她把两个女儿叫到身边，给了她们一包东西，并说：“这是你们父亲留下的，我一直藏在身边，现在交给你们当个纪念吧！”
两个女儿打开包裹吃了一惊，只见包内有一张军统证件、一个红玉石砚台上面刻有“蒋中正”三个字，还有大量照片、书信等物品。
      两个女儿自从1948年后就再也没有父亲的消息。她们略带责怪的语气说：“你怎么还收着这些东西？”这堆东西若是被人发现会给这个家带来灭顶之灾。
      李华初曾听朋友说丈夫去了台湾，她便带着子女回到老家，苦苦等待了17年。她心中有个坚定的信念，丈夫还活着，一定会回来。因为他曾写信说：“将来胜利了，一定与你们团聚。”
      不久后，李华初因病去世，她最终没有等到关于丈夫的任何消息。造化弄人，在李华初去世的2个月后，当地民政部门送来一张周治平的烈士证明。
      周治平就是李华初苦等的丈夫。这时女儿们才了解到父亲的身份不仅仅是国民党高级军官，他其实是一名三栖特工，此外还是中共特别党员。
      周治平作为一名三栖特工，他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解放后他与家人失去联系，到底去了哪里，又为何会牺牲？
      周治平原名周镐，1910年出生于湖北罗田一个农民家庭。14岁考入武汉私立成呈中学，入学后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精神影响很深，利用寒暑假的机会在家乡召集乡亲们演讲。
      周镐的家乡是一个闭塞的山村，读书人不多，周镐阐述的“三民主义”吸引了很多老百姓。出身富裕家庭的李华初看到周镐在人群中侃侃而谈，被他的学识和见地深深吸引，两人最终成为夫妻。
      刚从中学毕业的周镐受革命思潮影响，考入了桂系军队在武汉创办的第四集团军随营军官学校。这所学校后改编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即黄埔军校），由老蒋亲自兼任校长。
      从军校毕业后，经同乡介绍，周镐到第19路军担任排长。19路军是地方部队，在淞沪抗战中伤亡达8000余人。但战后老蒋仍将其调往福建“剿匪”，企图进一步消耗其实力。
      19路军在福建不断遭到红军打击，渐渐认清内战没有前途，于1933年11月20日发动事变，公开宣布抗日反蒋，史称“福建事变”。但由于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孤立，事变最终被老蒋镇压，许多参与事变的军官也遭到通缉。
      周镐原本想回家躲避，但刚到汉口就被国民党宪兵逮捕，罪名是“参加叛乱”。当时只有24岁的周镐第一次入狱，遇到这样的劫难心中难免忐忑。所幸的是，审讯周镐的人是他认识的朋友。
      这位朋友给他出了个主意：“你是黄埔出身，只要加入复兴社，此前的事就能一笔勾销。”复兴社就是军统的前身。当时周镐并不了解复兴社的性质，为了保命他只能按照朋友建议，加入了该社。
      周镐官运不错，不久后便得到军统核心人物周伟龙赏识，并由他引荐给戴笠。此后一路升迁，先后在汉口、贵州、广东、重庆等多地工作，成为上校科长。
      这段时间，妻子李华初也随周镐四处奔波，两个女儿周慧冰、周慧琳相继出生于湖北和广东。
      1943年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出现重大转战。此前美国赢得中途岛海战，扭转了太平洋局势。苏联也取得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欧洲战场形势也开始转变。此时汪伪政权大大小小的汉奸们纷纷开始寻找退路。
      戴笠把周佛海的母亲抓到贵州息烽，并以其母亲口吻劝说周佛海反正。正在寻找退路的周佛海与戴笠一拍即合，答应提供汪伪政府的情报。周佛海与重庆之间需要一个专门的电台联系，只有派军统的人去南京戴笠才会放心。
      南京极为凶险，汪伪特工头子李士群曾数次摧毁军统在上海和南京的组织，使其无法立足。此次任务重大，戴笠不得已要物色人打入汪伪，他想到了周镐。
戴笠委任周镐为军统南京站少将站长，并交给他任务：协助周佛海与重庆联系，收集汪伪政府的情报，与投降到伪军中的高级将领孙良诚、吴化文等人建立私人关系，争取他们反正。
      周镐带着电台和一名译电员，由周佛海接应进入南京，后来被安排担任汪伪军委会第六科少将科长。周镐利用伪职掩护到孙良诚等部活动，与他们建立了不错的私人关系。
      此时周镐也与家人失去了联系，他的妻子和女儿由军统接到重庆照顾。周镐平日里活跃在汪伪上层，表面上看风光无限，实则每日处于恐慌之中。他孤身一人前往南京，很难得到汪伪上层的信任。为掩护身份，周镐后来与一位法律系毕业的大学生吴雪亚在南京结婚。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老蒋的部队都在西南大后方，而中共领导的部队多在北方地区，尤其是新四军与南京几乎是一江之隔。中共地下党员已经在南京城内粘贴标语，准备迎接新四军进城。
      为了抢夺地盘，老蒋一边严令第十八集团军“就地驻防御，不得擅动”，一边委任了一批汉江充当接收先锋。周佛海摇身一变成了“京沪行动总队”总指挥，周镐被任命为“南京指挥部”指挥。周镐行动果断，于8月16日强行接管了电台和报纸，发布公告接管汪伪政权。他连夜起草了给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的受降书。
      次日，周镐派人接管城内各个机构并逮捕汉奸，伪考试院院长陈群吓得自尽，伪军政部部长在抓捕时反抗被击毙，伪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鲍文沛被捕。消息传出，南京城内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周镐事先并未报告戴笠和老蒋，他抓捕的一些汪伪官员早已与重庆有联系，他的举动无疑打乱了老蒋的部署。老蒋闻讯后非常生气，秘密下令日军维持南京秩序。
      此时，伪军军校学生对校长被抓一事不满，与周镐的部队对峙。冈村宁次以调解双方矛盾为由邀周镐到日军司令部面谈，不料周镐赶到后即被日军软禁，随后交给军统关押在上海。
      周镐觉得非常委屈，自己作为军统南京最高负责人，既无贪污，也无违纪，为何要被关押？他曾请军统京沪区区长程克祥向戴笠求情，但程表示“爱莫能助”。
直到1946年戴笠飞机失事死亡后，周镐才由朋友保释出狱。朋友们告诉他：“要不是戴笠死了，你恐怕这辈子都出不来。”
      这时周镐才知道，戴笠抓自己的原因。一是怀疑他与新四军有联系。二是他负责周佛海与重庆的联系，知道的事情太多。当时社会上纷纷要求将周佛海法办，老蒋急于撇清与周佛海的关系。
      那段时间周镐闲居在南京，回首这些年的往事，对军统的身份已经厌恶，尤其是国民党内的相互倾轧和贪腐渎职让他非常痛恨。周镐陷入痛苦和彷徨，看不到前途。
      1946年6月，周镐家里来了一位老朋友徐楚光。他与周镐是老乡，又是军校同学，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共华中局第三工作委员会主任。1942年，徐楚光奉命打入汪伪任陆军部上校科长，与周镐互有往来。
      周镐被捕后，徐楚光非常关注，此次他回南京，是奉命开展策反工作。徐楚光给周镐带来一些进步书籍，并倾听了他的遭遇。徐楚光认为周镐可以争取，一直对他做思想工作。周镐作为职业特工，其实也察觉了徐楚光的身份。
      一天，徐楚光告诉周镐自己的真实身份。周镐看到徐楚光坦诚相待非常高兴，主动要求加入中共。经华中局批准周镐成为一名特别党员，并被委任为京沪徐杭特派员，负责在国民党中收集情报，开展策反工作。
      分别近三年后，李华初从友人口中得知周镐在南京并已结婚，悲痛欲绝。在此之前，夫妻两人关系一直很亲密，她写信质问周镐。周镐担心李华初误会，连写两封信要妻子前往南京面谈。
      李华初带着女儿到南京后，周镐见到两个女儿抱头痛哭，随后带她们上街各买了一套衣服。周镐耐心向妻子解释了自己的工作，并说：“我们的感情不会变，你要照顾好女儿。我的工作性质已经不是从前那样，希望你能让步。”
      周镐并未向妻子提及自己加入中共的事。李华初还算开明，她选择独自忍受悲痛，支持丈夫的工作，带着女儿回到武汉生活。
      1947年初，周镐被军统重新启用，调往上海工作。后来老蒋怀疑孙良诚与新四军有联系，密令周镐前往孙部调查。而在此之前，周镐就接到组织命令策反孙良诚，他正发愁找不到理由去孙良诚驻地。
      孙良诚是个反复无常的人。他曾是冯玉祥麾下骁将，中原大战冯玉祥失败后，他被老蒋挖去。老蒋挖他只是想利用他吸收西北军旧部，对他并不重视。
      抗战爆发后，老蒋让孙良诚到察冀战区担任游击总指挥。孙良诚手上没多少部队，又经常遭到日军扫荡，渐渐发生动摇，后来率部投降汪精卫。周镐光明正大地到孙良诚部去检查，受到孙良诚的热情招待。等众人散去后，周镐向孙良诚出示了老蒋的密令。孙大吃一惊，他确实与新四军有联系，而且曾有投降汪伪的污点。当年同样出身西北军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因抗命不遵被老蒋处决，自己地位尚不如他，万一被追究岂不死路一条。想到这些，孙良诚背皮发冷，连忙问周镐该怎么应对。周镐趁机向他介绍了解放战争的形势，开门见山地说：“现在解放军越打越强，去年69师师长戴之奇兵败举枪自尽，接着张灵甫被击毙，李仙洲被俘成了阶下囚，我看你还是像高树勋将军那样，领兵起义吧！”孙良诚听着虽然表面上频频点头，但内心却在狡猾地打着算盘。他借口军官家属需要安置，要求新四军拨给他1500两黄金才起义。当时新四军仍比较困难，哪里拿得出这笔钱，经过四处筹集，最终新答应拨付给他500两黄金，不足的用棉花补齐。
      周镐一再向孙良诚强调：“共产党方面对你诚意十足，现在老蒋对你疑心重重，你一定要丢掉幻想，早下决定，起义是你唯一的生路。”孙良诚听完连连点头，表示同意。随后周镐便回南京向老蒋复命表示孙良诚并无投共倾向。
      然而此时发生一件周镐意想不到的事，徐楚光准备去大别山请示工作，途径武汉时由于叛徒告密被捕。一开始他拒不承认自己的身份，但不久之后他的交通员吕祥瑞也被捕。此人是个软骨头，不仅供出了徐楚光，还供出了周镐。
      周镐再次被捕入狱。但他毕竟是军统出身的职业特工，对军统审讯犯人那一套再了解不过。他坚称自己与徐楚光只是同乡、军校同学、汪伪政府的同事，并不知道他真实身份。
      而徐楚光任凭敌人拷打了几个月，始终没有透露任何信息。叛徒吕祥瑞虽然听说过周镐，但对他具体情况不了解，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最终，在第二任妻子吴雪亚的运作和组织的营救下，周镐被保释出狱。而徐楚光被敌人杀害，他用自己的命保全了周镐。
      鉴于周镐已经被敌人怀疑，华东局安排周镐一家于1948年9月进入苏北解放军，也正是这时李华初再也没有了周镐的消息。在解放区周镐阅读了大量的革命书籍，他日记中写道：“我当共产党，的确为不良政治所驱使。”这段话记录了他的心路历程，早期他因为遭受委屈，经徐楚光引导加入组织。参加革命工作后的经历，加上阅读大量革命书籍，使他对中共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完成了思想入党，成了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孙良诚表面上答应起义，但内心仍犹豫不决。恰好老蒋发来一封亲笔信对其进行“劝慰”，要对他重用。徐州“剿总”又派来十多辆大卡车，要孙把部队带到徐州。孙良诚思想又发生了动摇，带着260师朝徐州方向狂奔。不过，途中遭华东野战军第2纵队包围。为减少损失，苏北兵团司令员韦国清仍决定争取孙良诚投诚。陈丕显致电周镐，希望其再次做孙良诚工作。周镐不顾生命危险，独自前往孙良诚大营。被围后的孙良诚后悔不已，仍然想争取起义待遇，遭到周镐痛斥：“我们原先约定好了你率全军起义，是你出尔反尔，如今被解放军包围，你再顽抗下去只会全军覆灭。除了投诚，你别无选择。”此后，周镐又与孙良诚的副军长见面，说服他们投诚。内外压力之下，孙良诚别无选择，最终只能率5800余名官兵和大批武器投诚。但对于孙良诚来说，这是迫于现实的无奈选择，他内心并不服气。
      解决掉孙良诚部后，周镐又奉命投入对西北军将领刘汝明的策反工作中。孙良诚与刘汝明以兄弟相称，两人私交很好。当时刘汝明部已经遭解放军重创，周镐认为利用孙良诚与刘汝明的关系有很大把握能策反刘汝明。孙良诚也主动表示要戴罪立功，写了一封信给刘汝明劝他在战场上起义。但私底下又吩咐送信的副官口头告诉刘汝明自己是被迫投降，让刘汝明设法营救。
      刘汝明也是个反复无常的人，中共高层对刘汝明认识颇深，一再指示周镐不要贸然前往敌区。但当时周镐一心沉溺在策反工作中，担心错过机会，对环境缺乏分析。他带着孙良诚等人前往刘汝明开展工作。孙良诚单独会见刘汝明时，痛哭流涕地说了自己投降的经过。刘汝明最终将周镐等人逮捕交给了保密局，保密局未经审讯于1949年春节前后将周镐杀害。孙良诚由几位原西北军将领保释出狱，后避居上海。
      解放后，李华初带着孩子们回到老家，再也未得到过周镐的信息。后来吴雪亚赴南京、上海等地寻找周镐，并在上海找到孙良诚，于是向解放军报告。孙良诚被捕，后在狱中病死。
      当时孙良诚也不知道周镐的下落，经过长时间的调查，组织确认周镐已经牺牲，才给其家属发放烈士证明。周镐职业生涯的前半段可谓浑浑噩噩，从到19路军当排长，再到军统特务，这几份工作都不是他认真思考后作出的选择。没有理想信念，没有远大目标，甚至还遭受莫大委屈，这些都让他无比彷徨。在遇到徐楚光，加入中共后，建立了理想信念，才感觉人生的道路豁然开朗。所以他才能不怕牺牲，孤身闯敌营，为争取孙良诚部投诚立下了大功。遗憾的是，他最终倒在了黎明前的黑夜中。历史会永远铭记这样的无名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