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难留 | 孙大桥：最是难忘父母情

罗田文联 · 发表于 2019-7-24 11: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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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罗田文联于 2019-7-24 11:26 编辑

千里大別山

美景在罗田

父母亲先后离开我们已经半年多了，虽然少了一份牵挂，但多了一份思念。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份思念挥之不去，愈发强烈。每当我一人静坐在家，望着熟悉的沙发桌椅，仿佛看见母亲在厨房里忙忙碌碌，依稀听见父亲在房间里咔咔咳咳，脑海里全是父母亲的音容笑貌。这时的我，都忍不住要潸然泪下，有时候甚至像小孩子一样嚎啕大哭起来。我知道，父母亲从未在我心底里真正离开……

最是难忘父母情

文字：孙大桥

1

我的老家在原武昌县（现武汉市江夏区）。因父亲抗美援朝复员后分到罗田工作，全家随即于1962年迁到罗田，安置在城关区三里桥大队八小队（今凤山镇三里桥村八组）。

人生地不熟的环境，对于没有上过学堂、没有出过门的母亲来说，一切都是陌生窘迫的，生存的艰难可想而知。好在当地乡亲素来对父亲的为人很敬重，自然对远道而来的母亲很是客气，初来乍到那段缺米少盐的日子，全靠乡亲们帮衬着艰难度过。

母亲是一个坚强的人，不愿长期受人照顾，情愿自己动手，受苦受累也要把全家人安顿照料好。她见样学样，开始下地学做农活。母亲本来身体很差，加上缺衣少食，长期营养不良，经常三天两头害病，有时甚至一两天起不了床。但为了养家糊口，她只有拖着病体干起繁重的体力活儿。

记得有一年夏天，我和母亲顶着烈日酷暑在地里割麦子。母亲突然昏倒，口吐白沫，不省人事。我不知所措，吓得大哭。在附近干活儿的生产队长听到我的哭喊，寻声跑了过来。他一看，就知道是中暑了，赶紧安排人把母亲抬到县医院，经过抢救母亲才脱离危险。

还有一次是在大冬天，我和母亲按照生产队安排，一起到小队大塘挑塘泥。挑了大半晌午，我和母亲都感觉很累，就把脚步放慢了些。有一个姓李的大叔见我们母子焉末气淡的，跳出来当众骂我娘俩是来混工分的，走路慢吞吞，土箢装得又浅，三担折不了别人一担。气得我直哭，母亲也眼泪直放。最后，还是生产队长站出来把他说了一通才了事。

那时候，父亲工作在外很忙，经常是几个月没有回家。回来后，除了帮母亲分担家务以外，最主要的还是替母亲下地干农活，使劳累的母亲能够得到稍许休息。一次父亲回来还未进家门，远远看见母亲在稻场上打麦子，他赶快上前把她替换下来。不多一会儿，天空下起了阵头雨，父亲和其他在场群众一起赶紧抢收晾晒的麦子。父亲正在风抪旁边铲麦，突然一阵大风把风抪吹倒，正好打在父亲的左脚上，脚面迅速肿了起来，像发糕一样。在场的群众赶紧把父亲扶回家，叫来大队赤脚医生诊治。医生检查后说，幸亏没伤着骨头，但也要吃些药消肿。那次，父亲在家休息了四天才去上班，这也是我印象中他在家休息最长的一次。

尽管母亲勤扒苦做，父亲省吃俭用，我们家的日子过得还是非常艰难，特别是妹妹弟弟出生后，更是捉襟见肘，入不敷出。那个年代农村田地还没有分到户，实行的是“大集体”，吃“工分粮”。由于我们家没有全劳力，做的工分不多，得的口粮很少，经常是吃了上顿愁下顿。尽管如此，母亲宁愿自己喝粥，吃麦麸粑，也要尽量让我们姊妹三个吃饱、吃好。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妹妹和弟弟相继长大成人后，才逐渐好转。

初来时，我们一家三口借住在叶家塆一间破旧的房子里，一住就是4年。妹妹弟弟出生后，一间屋住不下，又到地菜塆借了两间阴暗潮湿的房子，里间放两张床做卧室，外间搭灶做伙房，这样又住了6年。随着我们姊妹仨逐渐长大，父母就想着要盖房子。为了盖房子，我和母亲自己动手挖地基，自己炼泥巴做砖。父亲一放假回来，就到在对面山边炸石头，炸好后自己搬运。对面山到我家盖房子的地方，有3里路的距离，需要先下一段长缓坡，再过一段窄窄的田埂，然后再上一道短陡坡。父亲为提高效率，专门从生产队借来手推车搬运石头。但父亲毕竟不是干农活出身，手推车用起来不是很顺手，下坡控制不住速度，过田埂稳不住方向，推上坡时又使不上劲，把车推翻是经常发生的事。但父亲从不叫苦叫难，双手被石头割得伤痕累累，双脚磨得血肉模糊也没有放弃。父亲就是这样，硬是忍着伤痛，一个星期把石头全部运到场。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终于盖起了两大间土砖房子。时隔上十年，我们全家终于住进了属于自己的房子。

2

如今，我姊妹仨都已成家立业，并且事业小成、家庭幸福、生活美满，我想，这首先得益于父母亲的培养呵护和严格教育。

我读书的年代正遇上文化大革命，社会上到处都充斥着“读书无用论”的论调。尽管外部环境如此恶劣，加上家庭生活艰难，但父母亲还是省吃俭用，让我们进校安心读书。除弟弟初中毕业后确实不愿继续读书外，我和妹妹都顺利读完了高中，算是农村知识青年了。父亲是搞行政工作的，平时接触文字比较多，因此，他特别关心我的写作。每次放假回家，都要看我的作文，有时还亲自出题目让我写。由于他的严格要求，我对写作始终保持着浓厚兴趣，水平也随着年龄阅历增长不断提高。只是当初没有想过，这个爱好特长为我日后走上社会参加工作派上了大用场。

我和妹妹高中毕业后，都先后参加了工作。只有弟弟毕业后一直找不到事做，整天游游荡荡。父亲为此事伤透了脑筋。当时有政策规定，父母是公职人员的，年满五十周岁，可以办理提前退休手续，让一名子女顶职。父亲刚满五十岁那年，他毅然舍弃已是三里桥公社管委会主任的职位，提前退休，让弟弟顶职。父亲作为一名有着强烈事业心的共产党员，在年富力强、仕途看好的关键时刻，为了儿女放弃事业，这是他为家庭、为我们子女作出的最大牺牲。

我参加工作后，由于父亲的言传身教，处处指点，严格要求，进步很快。开始在三里桥公社当团干部，后又调到县检察院工作。由于我喜欢写作，在当时的政界圈子赢得了一些小名气。在检察院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县委办、县委宣传部、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等几个党政机关几乎同时要调我去。由于我涉世不深，经验不足，不知道怎么选择。父亲及时为我指点迷津，说你还是到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去，那里老领导多，大部分是解放前参加工作的，他们都有独特的人生阅历和丰富的工作经验，在他们身边工作可以学很多东西。父亲的一席话让我茅塞顿开，我随即选择转岗到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事实证明，父亲非常有远见，在人大工作期间，我确实成长进步很快。

2000年，我前妻因高血压突然离世，当时我犹如晴天霹雳，深受打击，一时间神情恍惚，万念俱灰。父母亲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为了安抚照应我，老两口特意搬到县城陪我住了近两个月，为我洗衣做饭，陪我聊天散心，让我时刻感受着亲情的温暖，陪我度过那段人生最消沉的时光。

2017年12月，我从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职位退下来后，父母亲又一次担当起人生导师的角色，及时给我开导安慰。父亲说，刚退下来，有些失落感，是正常也是可以理解的。个人要及时调整好心态，慢慢就适应了。那一段时间，父母亲经常叫我回家吃饭。老母亲总要炒几个拿手菜，让患有严重胃病的父亲陪我喝上两杯，边吃边聊，聊人生、聊儿孙、聊家常。这些时常让我想起，当年父亲为了我们，那么年轻就退了下来，是需要多么坚强的决心和毅力呀！

退休后，我开始学着种菜。父母亲得知我找到消遣事做，很是高兴，经常扛着锄头沙耙，带着菜秧，来和我一起共同挖地种菜。有了父母的关爱和陪伴，我的退休生活恬淡舒适，有滋有味。

父母亲更关心弟弟妹妹的工作。那几年，妹妹弟弟所在单位相继改制，两人均下岗待业，家庭陷入困顿。在这种情况下，父母亲经常上门走动，反复耐心地跟他们做思想工作，说这是大势所趋，要勇敢面对现实。别人能自谋生路，找到饭吃，相信你们也不会饿肚子。在父亲的鼓励支持下，他们俩不等不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几经周折终于找到适合的事做，几年下来都小有成就，现在日子过得都很殷实。

3

父母亲一起走过60多年的金婚岁月，两人始终恩爱如初，相敬如宾，在左邻右舍和亲戚朋友中间也是有口皆碑，堪为典范。

父母亲是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长年累月，家里的柴米油盐、吃喝穿戴、人情客往，都是母亲精心操办。由于劳累过度，母亲得了一身病。但她始终咬牙坚持，从不在我们面前表露半分。父亲退休后，深深觉得前半生亏欠母亲太多，一定要加倍补偿。父亲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从此，父亲承担起大部分家务，种菜养鸡、买油买米到打扫卫生、洗碗洗菜，他能够做的，绝不要母亲沾手。只是父亲不会做饭，还是要有劳母亲动手，但父亲也不闲着，总是站在一旁打下手，及时为母亲剥葱递蒜、搬柴烧火。

最后几年，母亲得了帕金森综合症，双手抖得厉害，嘴唇也不停地上下叨动。经多方诊治，始终不见好转。这样一来，母亲做饭就很困难，不会做饭的父亲硬逼着自己慢慢学会做饭。有时我们回去看望老人，父亲自豪地献上他的手艺。对待母亲，他是体贴周到的，轻言细语，不厌其烦。每当看到这一幕，我们都很受感动，以致我爱人经常对我说，爸爸真不错，你那怕学他一半我也满足。

母亲的帕金森综合症不但没有好转，更为头痛的是又患上了老年痴呆症。开始是记忆力严重衰退，说话词不达意，后来发展到整天胡言乱语、到处乱跑、又打又闹，有时甚至连自己的亲人都不认识，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老父亲担当起照料责任，穿衣吃饭、睡觉起床、洗脚洗澡、甚至大小便，都是父亲引导做好。

那一段时间，父亲日渐消瘦，体重降至八十多斤，多年的胃病也越发严重，以致发展到痛得通宵睡不着觉。我们把父亲送到医院诊治，医生确诊为胃癌转移。这犹如晴天霹雳，给我们当头一棒。无奈之下，我们姊妹只好请一个保姆在家照顾母亲，把父亲送到医院诊治。

父亲是胃癌晚期，又是八十多岁的人，明知诊治无望，但我们做子女的还是要尽一份孝心，轮流在医院陪护照料。母亲在家一时清醒、一时糊涂。清醒的时候，听说父亲在医院，吵着要到医院看父亲。每次我们把她送到医院，父亲睡在病床上，母亲坐在旁边，拉着父亲的手，四目相视，互相问候，那种依依不舍的深情眷恋，时刻触动着我们心灵最柔软的部分，也让同病房的病友羡慕不已。

父亲住院治疗一段时间后，病情得到缓解，我们把他送到了老年病医院疗养。父亲见老年病医院条件可以，又坚决要求我们把母亲也送过来。无奈之下，我们只好把母亲送到父亲隔壁病房住下。每天，两位老人一个拄着拐杖，一个坐着轮椅，在院子里散步，更多的时候，两人相对无言，就这样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仿佛时光停留，岁月静止。但好景不长，母亲的病越来越严重，到后来成天昏迷沉睡，不吃不喝，身体器官严重衰竭，先我父亲而走。在办母亲后事时，父亲把我们叫到身边，深情地叮嘱我们，母亲一生辛劳，吃尽了苦头，受尽了磨难，丧礼要办得热闹些，要开个追悼会……父亲的嘱托我们都一一照办。母亲走后，父亲身体状况急剧直下，很快发展到卧床不起。在母亲走后的一个半月，也随着他最牵挂的人而去。

4

我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父亲是第一个吃“公家饭”的人。但他从不忘本，始终保持着勤劳淳朴、耿直善良、公正无私的做人本色。

父亲最善于和群众交朋友，走到哪里都能迅速融入其中，与当地群众打成一片。六十年代初，他在一个大队蹲点，发现他住户的男主人，到冬天还没有棉袄穿。他就毫不犹豫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送给了那人。父亲就是这样的人，宁愿自己挨冷，也不让群众受罪。像这样的事，在父亲一生中不知有多少次。以致许多年以后，凡是父亲工作过的地方，只要提起他的名字，群众都说他是一个好干部。父亲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工作很认真，特别能吃苦。记得有一年，他在古庙河区一个大队住点，每天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那个大队地处白莲河库区，大部分农田是后来改造的，属沙田性质。他与群众一起参加盘田插秧，右手中指插得钻心钻心的痛，但他从来不吭一声。以致到后来，他的右手中指变了形，始终是弯曲的。

父亲勤奋扎实，逐步走上了领导岗位。但他一如既往，从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从不收群众送的任何礼物。记得有一年父亲过生日，他蹲点的大队干部听说后，高高兴兴地提一竹篮鸡蛋来祝寿。当时我也在家，只见父亲满脸的不高兴，但他还是把那两个大队干部留下吃饭。饭后，父亲下命令道，鸡蛋我一个也不要，你们必须提回去，否则我要到大队整风。那两个大队干部见父亲的脸色和语气很

不好，只好照办。

父亲自己以身作则，对待同事也是严格要求。他在任三里桥公社管委会主任期间，分管财务时，从不浪费公家一分钱。一次，和他私交关系很要好的一个公社党委副书记要报销发票，他见那发票不在报销范围内，断然拒接签字，搞得那位副书记很难堪。还有一次全公社在叶家河某大队开现场会，全体国家干部及大队一级干部参加。他去后，听说该大队专门为这个会议杀了一头猪。当时猪肉属外贸商品，县内市场供应很紧张。父亲迅速把大队书记找来，狠狠地批评了一通，并吩咐把猪肉分给群众吃，会议吃一般的便饭。那个书记见父亲这里说不通，又找到公社党委书记。党委书记听说后，当即表态，按老孙的意见办。

父亲组织观念非常强，退休几十年一直坚持参加支部活动，按月及时缴纳党费。他病重在医院做放疗期间，凤山镇党委书记去看望他，他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过两天老干支部要开组织生活会，他要去参加。镇党委书记安慰他“你先安心养病，生活会就不要参加了。我们帮你请假。”父亲病危时，把弟弟叫到病床前说：“我这个月党费没有交，你一定要送去。”见到此情此景，我不禁掩面而泣，父亲呀，你到死还对党这样忠诚，还念念不忘党组织，你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父母亲的诸多真情往事已成追忆，我们只能感叹时光易逝，岁月难留。我们会永远怀念父母亲，也愿意传承他们留下的家风遗志，像他们一样以身作则、以上率下，教育引导子女晚辈做一个对家庭负责、对社会有用的人。

愿父母亲在天之灵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