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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罗田文联 于 2019-2-14 09:49 编辑
我一直坚定地相信，过去的三十年，对于金融从业者而言是最坏的时代，因为它一直在改变，充满动荡、也充满改革的阵痛与矛盾纠葛。但这三十年也是最好的时代，因为在不停的改变中，金融工作才不仅仅只有冰冷的数字，还有着与社会脉博同步的温度与节奏。
 旧事笔记
作者 | 王保林
1
我选择金融专业，隐含着我家里人一个隐晦的愿望：我家里穷，被钱压了一辈子，而金融专业是管钱的，这叫风水轮流转，也该轮到我作东。
九二年，我踩着政策的尾巴分配到大地坳信用社。说是政策的尾巴，是因为我分配之后没几年，大学生不再包分配。顺便说一句，我也是“粮票”这种历史遗物的最后一批使用人群，在荆州读书时，学校每个月配发二十四斤粮票，交十二块钱，就可以换成同样斤两的餐票。
分配到大地坳信用社时，很风光。原因有两个，其一，社会大背景是缺钱、缺物资、缺粮食，凡是跟“人类生存基本物质条件”相关联的单位，都风光，哪怕是已经走到穷途末路、面临解体的供销社，依然维持着最后的风光。
其二呢？涉及到金融界一件大事：农行与信用社分家。信用社从农行分出来，自立门户。大地坳农行撤了，只剩下信用社，信用社也就一家独大。
这事儿对于一般金融从业人员而言，可能只是机构分分合合的一件寻常事，对于我而言，感觉却是很怪异，我参加工作报到时，上的是农行的办公楼，全县信用社的管理机构还只是农行的一个内设科室：信用合作科。调令才刚刚拿到手、我刚刚跟家里人说我从此是农行人，转个背就不再是农行人了。
更奇葩的是，我还跟一个农行人做了整整半年的亲密同事，他叫陈君峰，是标准的农行人，农行撤了，他没撤，留在老地方做了半年的出纳，我任记账复核员。也许是同事都走了，而他孤独地留下，他很消沉，很爱喝酒。那个时候，信用社正在做办公楼，我们借粮管所的一件破屋子办公，大家都知道，金融机构对外营业，是有防护栏的，但那临时网点，没有防护栏，用几张桌子中间一隔，就当是防护栏了，金库压根儿就没有，下班了，将钱箱子一拎，拿到睡觉的床底下就算是入库了。那可是几万几十万的现金啊（当时万元户很少见，几万几十万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去衡量）。现在回想起来，感觉自己那个时候还真是命大。
印象中比较深的是我和主任张卫和去九资河取款的经历，张卫和骑着一辆南方125的摩托车，我坐在后座抱着两万块。因为年关将近，客户急需压岁钱，所以取的钱都是十元以下面值的崭新零辅币，两万块就是很大一包了。车到汪家畈，上土坡时用力过猛，我飞了。包破了，几千上万张钱满天飞，我跟张主任爬沟过坎、在草丛中到处找钱的场景，还真是不可复制的人生感受啊。
金融业的安全条款，全都是用鲜血换来的，可能当时流的鲜血不够多，所以安全意识还淡薄得很。
我回想这段岁月，能记住一张张的面孔，还能清楚地记得张卫和、叶明星、肖新鹏、洪汉英、高开支、洪江波这些名字，也能记得洪江波的一手好字、肖新鹏老婆的花枝招展、老高行长爱得要死也臭得要命的棋艺，甚至洪汉英看“三级片”、他老婆躲在门缝里悄悄欣赏的窘迫，我都记得。但很奇怪的是：我不记得有什么辛苦和压力。需要知道，辛苦与压力，可是当前金融业的常态，那个时候，怎么就一点影子都没有呢？
大地坳信用社，我是“二进宫”，开始干了半年，调到罗家畈信用分社搞了一年，弄到一个老婆之后又回来了。婚，我是在大地坳信用社办公楼结的，主婚人是当时信用社的主任叶明星。众人让我介绍恋爱经过。我说的是：一时相见，两情相悦，说上三四句，也就八九不离十。我说的倒也不是假话，在我的人生中，恋爱和婚姻都很简单。结婚时，找乡政府借辆吉普，将媳妇接下来；没有彩礼无所谓，丈母娘照样乐呵；没有新房无所谓，单位有房。
我儿子，也是在单位的房子里睁开眼睛打量这个世界的。老婆坐月子，同样是在这间房子里。记得有一次我下乡，提前弄了点排骨肉放在电锅里，嘱咐老婆煮着下面，可我忽视了一点，房间里没面，老婆又在坐月子根本出不了门。电锅里水烧干了，她就加水，再烧干了，她又加。等我回来，三四斤排骨肉全都炖化了，还别说，用那高度浓缩排骨精华的肉汤下一碗面，面的美味上升到了一种全新的高度。
还有一件事情也很简单，就是进城。
在大地坳信用社工作一年之后，我接到调令，调到县城三里桥信用社工作。
这种调动，我当时什么都没想，但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很不正常。虽说那个年代，教育资源、医疗资源这些东西在人头脑中没那么重要，“偎县城”的思维没有如今这么严重，但进城毕竟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我一个初出社会、没有半分人脉资源的人，连领导的大门朝哪方开都不知道、更谈不上去跑去要，怎么就天上掉下个馅饼，硬是砸在我脑袋上了呢？
也许那个时候，单位的领导也相对单纯，脑子里没那么多弯弯绕绕。
就比如说当时工作中的一件趣事，就可见一斑。当时有一种会叫“对讲机会”，每个单位都配有一台对讲机，领导在里面讲话，全行人都坐在各自营业厅听。肖家坳营业所有个主任喝多了，行长刚刚开个头，他就将对讲机的通话器抓起来：“我来说两句……”他这一说就是半个小时，全县的人都听他一个人在那里东扯西拉发酒疯，领导打电话他都不放手。事后，只是一个笑谈，至于惩罚，不存在的！都是自家兄弟，酒喝多了，没啥。喝酒，在那个年代是一件很正能量的事，你天天一身酒气，基本上代表着你日夜操劳，酒喝多了做出些出格的事，全世界都该原谅。 2
三里桥信用社，我管站。当时信用社在每个村都有信用站，也挂牌子，请的人本质上还是农民，但帮信用社揽存、放贷，人五人六的也挺风光。我和老徐的职责，就是管理这些编外人员，查查库、对对账、督办任务，当然，自身也带有收贷的任务。
那个时候年轻，干劲十足，单位也没有配给我们摩托车，于是我们就骑着自行车到处跑，凤山镇的沟沟坎坎算是跑遍了，本子上记着的几百人，每个人借了多少钱，还有多少没有还，家里养了几头猪、什么时候出栏，无需翻开本子，我们都能随口说上来。有两次收贷我印象深刻。
第一次是在老塔山脚下，有一户人家欠钱两千多，长年在外，找了七八回也都没找着，当时两千多的贷款可是个大数目。有一天，该村信用站的会计向我们通报了一个信息，这个人回来了。于是我们连夜上门，一进大门就看到他家外屋放着一台崭新的摩托车，我们的心思立刻就活泛了。经过一场谈判，那个人答应用摩托车抵债，我们兴冲冲地上路。走到外屋，却犯了难，谈的时候我以为老徐会骑摩托，老徐以为我会骑摩托，事实上，我跟他都不会。但事到如今，总不能让煮熟的鸭子又飞了，我只能硬着头皮上。因为油门加大了些、离合器松快了些，摩托车当场就竖了起来，差一点点一头栽进外面的池塘。村子里的村民个个目瞪口呆：你这是骑马啊？！胜利的战果当天晚上没有回到信用社，而是送到了修车店。
第二次是在六十石村，凌晨两点钟我们敲人家的窗户收贷款，那户人家从热乎乎的被窝里被硬拉了出来，打着呵欠投降：我怕你了，现在就还钱，免得以后睡觉都不安生。
直到现在我都不明白，当时怎么就那么有激情。
不光是我一个人有激情，所有人都有激情。老徐，曾是一个分社的主任，主任被撤了跟我这个新贩子一起摸爬滚打，想想都应该意气消沉，但他没有半句怨言。还有那些信用站干，走村串户，一个个精气神十足。信用站，也正是那个时候，埋下了一个祸根，在激情飞扬的业务进程中，管理没有跟上，导致部分信用站干挪用公款、贪赃枉法。
现在回头客观评价信用站这种体系，应该说，它是信用社自立门户之后，快速崛起的强大助力，但它也是金融发展进程中必须斩断的一根链条。因为它的无序性、不规范性跟金融本质是不相容的。而它无序，根本原因就在于人员的编外性质。多年以后，信用社斩断这根链条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几百个信用站干走到了信用社的对立面，打官司扯皮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平息。 3
我原本以为我会在信用社工作一辈子，但在九六年初，又一场转折落到我的头上。 信用社跟农行换将，信用社从农行选了四个人，农行也从信用社选了四个人，我是其中之一。农行从信用社选的人都是年轻人，平均年龄二十五，信用社从农行选的四个人都是中层干部，平均年龄四十五。 关于这次换将，几乎所有人都说信用社换亏了，拿四个生力军去换四匹老马，但我个人觉得这并不客观，这其实是双赢的决策。农行和信用社当时的经营环境是不相同的，农行是成熟的经营格局，需要新鲜血液；而信用社刚刚分立，大势未成，更需要“识途的老马”来作定盘星。 我在农行工作的第一站是在大崎，虽说我的分工是会计主管，但当时的会计主管没有现在这么多条条框框，我除了每天营业终了整理当天的传票、报表之外，多数时间还是在外面收农贷、揽存。也是在那段岁月里，我真正体会到农村的艰难困苦。
那个年代税收重，特产税、农业税、村级提留、乡镇统筹等等，压得老百姓抬不起头来，到了收税的日子，那些乡镇干部就坐在村部，指挥村干部带着各路金融工作人员，到农民家里办贷款。老百姓看到公家的人就怕。不管你是乡镇干部、学校老师、银行工作人员，来农村准没什么好事，都是要钱的。 我记得很清楚，九七年的《半月谈》上，刊登了一篇文章，文章详细分析了全国的经济构成，测算出农村各项税费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例，其实非常低。文章大胆地提出了一个构想，能不能将所有农村税费全部取消？当时看到这则消息我很振奋，将这个消息带到农民面前，农民全都不信，说还有这样的好事？封建社会几千年来，哪怕是秦皇汉武，也没听过会完全取消“皇粮国税”。 那个时代，农民穷是穷，但不赖。溢流河村有个村民，欠农行贷款几百块，我找过好多次他都没钱还，有一天，他托村干部找到我，让我去他家。我还以为他有钱了，就立刻赶了去，决没想到，他病在床上，奄奄一息，他找我来，是要将债务作个交待。那天，我跟他儿子站在他的病床前，听着那个人安排后事，那个人告诉儿子，银行的钱，必须还，他还不了了，儿子不能赖！三个月后，他儿子还了钱，告诉我，他老子在交待那件后事之后的第二天，就去世了。说实话，我心里不是个滋味。人辛苦奔波一辈子，临死之前，最后交待的居然是还钱。这一幕，让现代社会那些“老赖们”情何以堪？ 4
如果说在大崎农行，我做的是“本职之外”的信贷工作，那么，九九年我调到河铺农行任信贷主任时起，信贷工作就是我的本职了。 信贷主任，在外界看来，那真是风光无限，那个年头，谁不缺钱？你身居要职，还不是收礼收得手软、喝酒喝得胃疼？其实真不是这么回事。 当时河铺有家缫丝厂，必须说一下背景，乡镇企业遍地开花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开始的时候还挺红火，但几年之后，因管理、销路、产品创新等方面都跟不上，乡镇企业几乎全都陷入困境。当时缫丝厂有四五十名女工，全都是不甘心窝死在小山村又找不到人生出路的村姑，哪怕没工资也舍不得回家，说实话很可怜。当时还有人开玩笑，说缫丝厂的女工，拿一瓶健力宝就可以换一个。 厂长找到我，想借一万块钱收购蚕茧，许诺给我送一台空调。一听到这个，我就毛了，丫的你是没打算还啊。那厂长急了，说决不可能不还！我就跟他算账，你借一万块钱，先拿三千块给我买空调，你算算成本收入比是多少？哪有你这样做正规收购的？后来我也给他贷了款，不是他要的一万，而是根据测算给了五万。我也没要他的空调，而是增加了一个条款，他必须将我一个表兄放在身边现场监督，收的多少货得我表兄过目，收的货放在仓库里，我表兄晚上在仓库里睡帮他看着，调货的时候，我表兄也得跟着。这哥门有心计，调货的头天晚上居然将我表兄灌醉了，连夜出货，幸好我表兄很警觉，及时发现，才没让他奸计得逞。
看到了吧？搞信贷工作，礼是不好收的，陷阱无处不在。 为收贷款，我跟人打过架，跟黑社会对薄公堂，三十六计估计全都用过，但收获之余我也深深反思。 无赖决不是人的天性，欠钱不还，最大的原因还是没钱。我可以面对最凶的暴徒，面对最狡猾的狐狸，但我还是无法面对那一张张充满愧疚与无助的脸。河铺有一个供销社的副主任，欠债两万多，九八年抗洪抢险的时候，他在运送防洪物资时牺牲了。我找到他妻子收贷款，他妻子是一个漂亮的女老师，她给我泡了茶，热情地让我坐下，提到她丈夫的牺牲，她哭了，她说她丈夫是为抗洪而牺牲的，没什么遗憾；单位也送她丈夫上了山，给了她丈夫荣誉，没什么抱怨的；关于贷款，她眼前虽然没有还款能力，但她不赖，她老家还有一块宅基地，可以给农行抵债。那张土地证她交到了我手上，但我最终还给了她。这是我在工作中第一次违反原则，但我无悔。那本土地证，浸泡着烈士的鲜血、也浸泡着烈士遗孀的泪水，它太沉重。 据说有一名中央领导级的人物经过十多天的实地调研，沉重地说了三个“真”：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那是真话，是大实话。 5
作为金融工作者，是站在金融动态的前沿的，对县域经济、民生情况的变化了解得更早些，印象也更为深刻。 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工资。我第一个月拿到的工资，我永远都不会忘记，145.6元。那是92年9月。这工资水平其实一点都不低，甚至可以说很高。我大哥是老师，83年的师范生，当时的月工资也才八十多，我拿第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一套西装，花掉了七十，剩下的一半都不知道应该怎么花，反正觉得很多。参加工作的第二年，我的工资就开始猛涨，误餐补助、菜篮子补助、种种补助加起来，每个月能拿到五百多，当时，我大哥的工资还是八十。知道我的工资水准之后，我大哥那个羡慕嫉妒恨，我当时就跟他说了，银行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更早地跟前沿接轨，我们先行一步，然后会停下来等你们。这句戏言，还真的成真了，纵观后面的十多年，工资至少经过了几轮大涨，每次都是这样，银行的先行一步，然后停下来，等着其他行业，其他行业很快就追上来，与银行人持平或者超越，银行的人再度猛涨一截，然后再停下。从当初的年薪不足千，到现在的年薪十万，一百倍的增幅，我们走过了二十七年。
如果工资的改变是巨大的，农村的改变就是颠覆性的。九七年《半月谈》上刊登的那篇文章，如果说是忧国忧民的先驱者大胆提一个构想的话，新时代的领导人将这个构想变成了现实。农业税、特产税、各种提留统统取消，农民不再缴税，还能领取养老金、免费配住福利房。五年前，国务院检查组到罗田检查养老保险落地情况，匡河有个老头说了这么一句话：现在政策这么好，舍不得死啊。 对于农行经营来说，改变也是天翻地覆。除了业务经营数据发生巨变之外，最大的改变就是办理业务的方式。我参加工作之初，纯手工，每年六月三十日活期结息、年关决算都是一项无比巨大的工程。而现在，这些银行业特定的日子渐渐淡化了，复杂的接旧建新、复杂的计算被计算机所取代。而在社会上，现金时代悄然被卡替代，卡又渐渐被线上支付替代。 时间长河里，月起星沉，容得下风云变幻，也留得住烙印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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