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 | 童伟民：大雾山的桐花梦

罗田文联 · 发表于 2018-5-15 08:5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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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雾山的桐花梦

文/童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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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乡大大小小难以计数的山头中，大雾山虽被载入县志，但并无多大的名声。最近几年，却因一片桐花的怒放而变得远近闻名，这变化是我没有料到的。

前年桐花开的时候，在汉的一位中学同学给我打电话，说要回来看桐花，我很奇怪地问：“小时候你家房前屋后到处都是桐子树，哪年没见桐花开？现在还要专门跑一趟？”结果，他还是去了大雾山，走时又打来电话：“武汉的一帮同事从未见过这大面积的桐子花，不仅看得高兴，在山上吃的一顿农家饭也津津有味，约定明年还要来。”他这么一说，我倒觉得有失情面，只好带着歉意连声回答：“明年一定陪你上山。”

去年桐花开的时候，一直没有接到这位同学的电话，倒是另外一位同学带着一帮朋友回了，也是去大雾山看桐花。上次有些失礼，这次得好好陪陪。

在燕儿谷吃过午饭，我们穿过县城，沿着北丰河一路驱车而上，不到一个小时便来到大雾山山顶。抬头四望，只有不远处的公路边上还有一些油桐树开着不多的花朵，“千亩桐花”的壮观之景因错过季节已无法看到。尽管如此，大家依然兴致盎然，行走一路，赞声不绝。从小到大从未与桐花合过影的我，也几次停下脚步，跟大家一起拍照留念。

大雾山的桐花今年又开了。前段时间，我在手机上不断看到一些照片和文章，看着想着，有关大雾山和桐花的一些往事时常在脑海中浮现。

大雾山，是我早已熟知的一座山。

小时候，我一直在老家燕窝塆生活。燕窝塆地处北丰河东岸。北丰河沿岸分布着二十多个行政村（过去叫大队），一半在山上，一半在河边。那时，山下的村普遍缺柴烧，我们要经常上山砍柴，因为这活很苦很累，有时就对家人抱怨：“怎么不搬到山上去住？”祖父知道我这是不愿上山砍柴，开始一直默不作声，后来有一次板着脸回答我：“你只晓得山上有柴烧，不晓得他们缺粮吃，出门走不到一脚好路，下河买点东西一走就是大半天。大雾山不缺柴，今后你想搬就搬到那里去。”尽管这是气话，但我从此把大雾山一直记在心中，总想到这座山上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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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初中的时候，我终于有机会第一次走近大雾山。说是走近，是因为大雾山既是一条山脉，也是一个行政村，这次虽然进了山，但既未在村里的某个塆子里踏过脚迹，也未见到真正的大雾山人，只是在乌岩和大雾山两个村交界的一片山林中呆了几个小时。那次上山，是学校组织的一次勤工俭学劳动，同学们由老师领着一起上山，在指定的地方砍芭茅杆和黄荆条。劳动几个小时后，我们将砍好的东西打捆驮到附近的合作社过完秤，就结伴下山了。因为这次走的路程实在太远，还在山上遇到一件险事，因此我记忆特别深刻，至今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由于肚子饿的很，带的两个麦粉粑早已吃光，为了充饥，我就先从树上摘了几个似叫“八月楂”的野果子吃，接着又从河沟里捧了几捧水喝，不料一会儿肚子疼得在地上打滚，附近的两个同学听到叫喊，连忙把我扶到一块大石板上躺着，轮流在肚子上揉捏，直到一阵呕吐，这才慢慢有些好转。那天，一来一回，我在路上大约走了5个多小时，回家吃过晚饭，倒头便睡，第二天一早接着上学。那年我才13岁，读初二。

第二次走近大雾山，大约是在1975年春。学校安排我们班几十位同学到与大雾山村相邻的二郎庙搞“忆苦思甜”。白天，先听几位老贫农作报告，主要是听他们讲旧社会如何苦，新社会怎么甜，通过对比，让我们感知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新旧社会两重天。讲过之后，大家一起参加集体劳动。晚上则分散住在农户家，继续听他们讲故事。我住的这个塆子有十几户人家，清一色的土砖屋，看起来都比较破旧。我串过门的几户人家，屋内屋外都打扫得很干净，但很少见到新家具。家里除了一张饭桌、一个灶台、一口水缸、几把椅子、几乘木床、一两只睡柜，好像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东西。我住的这户人家，条件稍好一点，主人特别热情好客，一心想把我们招呼好，但我还是几天没有吃饱。早餐只有一碗清粥，几个不大的蒸熟的红薯，一碗腌菜；中晚餐锅里虽有一点米饭，但更多的是芋头、南瓜。米饭很少，芋头、南瓜我们几个同学都不爱吃。一碗青菜，几双筷子一伸就没了，腌菜咸得打不开嘴。一问其他同学，情况基本差不多，有的甚至更差。听说住在另一个塆子里的几个女同学，因自家条件较好，吃不惯这伙食，有两餐没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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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心里老想着大雾山，只要有机会，我就向塆里人打听大雾山的情况，他们都说：“跟我们一样穷，比你们河下差多了！”我也觉得好像是这个样子。山上与河下比，不仅在住房、衣着、伙食、家庭摆设等方面有较大差距，更主要的是缺粮吃，没通电、行路难。这次二郎庙之行，虽然还是没有身入大雾山村，但到过二郎庙，也算对那里的生活多少有些了解。

此后几十年间，因工作关系，我多次上过大雾山，亲眼目睹了这个小山村一点一滴的变化。在我看来，这里最大的变化是：上山的水泥路修通了；昔日低矮破旧的土砖屋大多变成了楼房；家家户户不愁吃、不愁穿，夜晚不再点煤油灯，家家有电视看，电脑、手机也能上网，山上与河下，凭直觉很难看到有什么大的差别。抚今追昔，有时我一直在想，大雾山还是那座山，人也还是那些人，为何能有如此大的变化？想来想去，觉得无非是两点：一方面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好。大雾山作为全县的特困村，一直享受国家扶贫政策的支持，前几年，这个村还被列为县长的扶贫点，在扶贫项目安排上得到了重点支持；另一方面是大雾山人纯朴善良，吃苦耐劳，穷则思变，脱贫致富的愿望强烈，通过自己的苦干实干，干出了今天这个模样。

大雾山人我认识不少，与村里的几位“名人”还有些交往。周德和是我认识最早，在县直机关职位最高的一位大雾山人。恢复高考后不久，他考入罗田师范，毕业后被挑选至县委办公室当机要员，几年后又被县委书记相中为秘书。一个大山里的普通农家子弟，一个学历不高的中师毕业生，在那个时候能够谋到这样一份职业，山里人很是羡慕，引以为荣。我与德和相识30多年，他在县委办、审计局，我在政府办、发改局工作期间，经常有过交道，我觉得他最大的特点是：为人厚道，远离是非，勤奋务实，不求官、不图名、不谋私。也许正因如此，很少听到对他的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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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雾山有位离任的村支书晏继生，我一直为他没有坚持干下去感到惋惜。当书记之前，为摆脱贫困，继生吃过许多苦，为此也尝试过多种致富门路，走过一些弯路，最终以一辆农用车跑运输为主业，好不容易在山里过上了比较红火的小日子。继生虽读书不多，但因为经常在外面跑，信息比较灵通，加之为人仗义，待人厚道，热心助人，颇受村民信任。十多年前，村里“两委”换届时，一天村干部也没当过的他，竟意外地被推选为村支部书记。他惟恐能力不足，怕干不好，几番推辞，但没推掉。

继生是个不服输的人，上任后很想干点事。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修路。当时，我正担任县发改局长，局里每年要安排一点修路资金。那时的政策是：贫困村修路，只要列入当年计划，每公里给予15万元补助（后来调减至12万元）。全县的贫困村有一百多个，要修的路累计近千公里，因资金有限，每年只能安排几十公里，由于各村都想早点修、多修点，乡镇在申报计划时感到很为难，县里在审批计划时因种种原因也难以完全按申报计划落实，以致经常扯皮闹意见。继生曾几次来办公室找我，了解政策，寻求帮助。他说，大雾山要修的路有十公里左右，希望马上动工，而且要一次修通。我一查当年的计划，大雾山村不在其中，要增补进去，就要将别的村调出来或是削减几个村的指标，很难办。

我知道大雾山人一直盼望修路，前些年乡里组织大会战，修了个土路坯子，勉强可以通车，但标准不高，一遇落雪下雨，行走就比较艰难，这次主要是提高标准，修成水泥路。但真要动起手来，一无项目计划，二是仅靠这点补助资金，肯定有很大缺口，这个缺口如果没有后续资金来源填补，就会引发很多矛盾。我试图劝说继生等明年列入计划再修，以免大量负债不好办。他也曾这样想过，但面对群众的期盼，觉得不能再等，就猛地一下把工程拉开了。直到年底，为拨付项目资金，县里组织项目验收，我才知道这件事。继生想干事、不畏难、敢担当，当然值得肯定和赞赏，但同时我也为他的欠债有些担忧。以后的事实证明，我的担忧并不是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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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腊月二十九的傍晚，天下大雪，我突然接到继生电话，要来见我。见面才知，为修路来他家讨要工程款的人不断，为招待这些债主，家里的一头年猪肉十几天就吃得所剩无几。他找我的目的是想帮他搞点钱渡难关。我一听，既感动同情，又觉得事情很不好办。年前所有的项目资金都已下拨，即便我想透支下年的计划，还得财政同意，县领导点头，通过银行拨付。明天就是腊月三十，我到哪里去找人？即使人找到了，资金也未必能迅速到位。既然如此，只有等到开年后再作打算。继生虽然心急如焚，抱着很大的希望而来，但也觉得资金立即到手的可能性太小，坐了一会，就连夜回去了。后来，虽然我也为村里力所能及地想了一点办法，但因资金缺口太大，一时又难以筹措，继生家里也因此不断发生矛盾。他感到很无奈，很苦恼，很困惑，想继续为群众再干几件事，但又深感力不从心，昔日的那股冲劲和锐气在慢慢消失。

当年大家推选继生当书记，对他抱着很大的期望，6年中，他的确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委屈，也干了几件实事，但后来的一次选举大家又把他选掉了。继生心里肯定难受，由此，我也觉得这贫困村的书记的确不好当。此后，我好几次见到已不是书记的继生，他都是一脸的苦笑，想安慰他几句，也不知说什么才好。令我欣慰的是，这笔欠债通过政府支持，现在终于得到了化解。继生也不用再为这事背上心理包袱了。如今，只要听到有村干部说修路，我就会想起继生，就会感叹在一个贫困地方想干点事，手中缺钱的艰难。继生虽然当村官时间不长，意外地被选上又很痛苦地被选掉，但我仍觉得他是好样的，就为这条路，大雾山人也不会忘记他。而我，则因为帮忙不够，总觉得有些对他不住。

耕读传家，一直是我们山里人尊崇的古训，大雾山的乡亲们对此更是深信不疑。他们深知，只有让孩子们好好读书，将来才有希望，村里才会彻底挖掉穷根。他们期待着孩子们都能考上大学，即便没有考上，有点文化在外打工或是回乡创业也较容易入门，因此，再苦再难也要让孩子们上学。这些年，大雾山考取了多少大学生，我没作统计，但我知道至少出了一长一少两位博士。年长者周锡庚，改革开放初期考出大山，苦读数载，最终进入复旦执教，成为博导。年少者王磊光，三十出头，本科毕业后当过几年中学教师，再考硕读博，目前仍在上海大学就读。磊光目前虽只是一名在校学生，但前几年疯传于网络的一篇《博士春节返乡笔记》已让他颇有名声。此后，他新作不断，每次读到他那些带着鲜活泥土气息，对亿万农民充满浓烈真情的乡土文章，我总有一种预感：这个大山里走出的后生伢以后或许真有一番大的作为。山里人恋家，故土情节很浓。锡庚离家已有三十多年，虽然回家不多，但家乡的人和事总在心中挂念。我每次到上海，只要打个电话，无论多忙，他都要赶到住处热情相见，地道的乡音，醇厚的乡情，让人感到格外的亲切，特别地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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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乡，大雾山只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小山村，由于耕地面积少，一时也难以找到合适的致富门路，一些青壮年劳力只能外出打工，村里的贫困户依然还有不少，实现精准扶贫“户脱贫、村出列”的目标仍需加倍努力。这几年，随着乡村旅游的不断兴盛，大雾山人似乎从家门口的那一片桐花中看到了一线曙光。他们常常感叹：外地人都说我们这里山青水秀，环境优美，空气清新，尤其是千亩桐花是一大特色，适合发展旅游，但我们自身能力有限，如果有政府支持，能够请到老板来投资开发，大雾山就真的能够云开雾散，大有希望了！

清明时节，磊光在微信中告诉我：大雾山的桐花又开了，还说因为道路拓宽，砍了一些桐子树。我知道，山区修路很难做到不动一点山林，如果遇到挂牌保护的名贵古老树木，设计人员定会慎重选择路线，尽量不砍，但大雾山的地形地貌我很熟悉，几乎难以改线，加之桐子树只是一个常见的普通树种，砍了再栽，几年就可长大。因此，我只能对他说：有些遗憾。磊光也深有同感。桐花盛开的那几天，我一直想和当年一起上山砍芭茅杆的几位老同学到大雾山看看，但总是约不齐人，自己也难得抽出时间，只好作罢。

大雾山已有一年多没上去，但前几天的一个夜里，我突然梦见自己登上了大雾山。我梦见，在紫檀冲水库大坝下面，建有一个大型停车场，停放着几十台旅游大巴和一些自驾车辆，我和几位同学一起在此下车，沿着大坝台阶一级级登上坝顶，只见水库边上，众多垂钓者端坐四周，静心垂钓，几只游艇在水面缓缓而行。我们随着一群群远道而来的游客信步行走在进山的路上，千亩桐花竞相怒放，袅袅炊烟随风飘荡，大家一路观赏，一路欢笑，一路拍摄。循着一阵悦耳的锣鼓声，我们走进了磊光的老家王家塆，大人冲的戏班子正在演唱多年未见的东腔戏。刚刚坐定，乡亲们就提着一个大茶壶给我们倒茶，清洌甘甜的山泉水，自种自采的野山菜，闻一闻清香扑鼻，喝一口回味悠长。在塆里的一户人家吃过午饭后，继续穿越花海，行走山间，静坐小溪，仰卧青石，偶遇一电视剧组，顺便将我们拉入群众演员之列，一问剧名：《桐花梦》。真是喜从天降，引发我们一阵狂呼。震耳的呼声将我惊醒，猛地从床上坐起，睁眼一看，方知这是美梦一场。于是，再也无法入睡。遂穿衣下床，走进书房，留下这段文字，记下这个梦想。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一首歌《我的未来不是梦》。在这个举国上下书写中国梦的伟大时代，我坚信，大雾山人的桐花梦一定会有实现的那一天。

（作者为罗田县政协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