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推介 | 催人泪下的岁月笔记：我的儿，你别走！

罗田文联 · 发表于 2018-1-10 08:4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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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儿，你别走!

民工老黄

父亲去世已经25年了，母亲也过世20年了。这二十年里，我几乎不敢面对他们的目光，也不敢回忆他们的过去，心底一直很疼，碰一下如同撕裂一般。直到如今，我才有勇气拿起笔来，撕开厚厚的痂，诉说那些陈年旧事。

我的家在大别山深处的山城小县，有一条名叫义水的小河村前流淌，巍巍塔山倒影，郁郁禾苗葱翠，牧牛短笛，小鸟白沙，田园牧歌从来有，不似儿时异样浓。

2011年我给父母重修坟墓时，自己手拟了一联：

思慈父德润子女，念贤母理教儿孙。

横批是：情深似海。

好多人觉得我写错了。其实不然，一般家庭都是严父慈母，而我家却是严母慈父。此外，有些人看了嘴上不说，心理觉得你父母是文盲，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何谈德润理教，不过是自说自话，吹吹牛罢了。古人云知子莫如父母，相反也一样，知父母者也莫如子女。我认为这些评价再恰当不过了，我们家庭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的苦难综合体。

在那次给父母重新竖碑时，我给父母各写了一篇简略的碑文，全文如下:

父黄公少林（1922~1992），字显林。太公业浩之幼子，壬戌冬月初三生于栗林咀，母李琬香，妻秦继先，育两女一子。

父性温和，乐观豁达。幼家贫，未读书。十四学艺，勤苦绝伦，数年成一技，逢狼烟起，辍业赴难抗倭御侮，乙酉兄弟阋墙，庚寅赴朝抗美，甲午娶家母为妻，归拾农桑。戊戌携家赴疆屯垦，壬辰返，曾宿关帝庙，借居方家塆。甲寅始筑屋于俞家塆。戊午年近花甲，身形佝偻，白发毕现，重抄故技，挑担行走于府店驿庠，修履服务于工农学商。酷暑不避，严寒难挡。谋锱铢以补家用，得毫厘以教儿郎。生活艰难，非亲睹难以想象。父恩天高，无言语可以尽述，积劳成疾，壬申九月廿五日因病仙逝,享年七十岁。

国运不祚，家道难昌。父一生屡遭苦难，至今思来，锥心泣血，子欲养而亲不在，父恩难报于万一，故重修府第，再立碑铭，以作永志纪念。

母秦氏继先（1934~1997），甲戌九月初六诞于三里畈秦家铺，父秦公育甫，母史氏。

母生时天旱，未满月即随其母乞食，至凤山，送与养父王公水成为女，养母徐淑英。年四岁，养父故，寄养杉树塆。舅家亲疏有别，母倍遭坎坷，七岁拾柴牧畜以求自给。但仍蔽衣枵腹，跣足越寒。

乙丑入城学纺织，甲午嫁与家父为妻。戊午携夫带女，远赴新疆，壬寅始归。辗转借居，甲寅始筑屋于俞家塆。育有子女三人，时艰，赖母缝补浆洗于内，稼穑农桑于外。实为擎家一柱。丙辰后，家境日渐殷实，不料骤得恶疾，丁丑十月十一日驾鹤西游，享年六十三岁。

母贤达，坚毅慈善，一生苦难，百折不改其志，堪为后辈楷模。贫寒困顿，教子女以善良，大乎! 目不识丁，教儿郎以仁义，伟哉！母恩山高水长，立此碑铭，长歌当哭，永志纪念。

碑文虽简述了父母艰辛苦难的普通一生，但个中详情，外人难知。有些细节，我到现在也没能搞清楚。年轻时父母诉说我无暇去倾听，等到了想倾听时，却已经是阴阳两隔，我在这头，父母在那头。

01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比母亲更为苦难的女子，她的一生就是用苦难串起来的。

在苦难的人生快要看到光亮时，她却离我而去，让我每次坐在明堂大宅里吃喝玩乐时，心中都泛起浓浓的恨意，难道老天的眼睛瞎了吗？生活把一个温婉贤良的弱女子打磨成了一个刚毅坚韧的女汉子，却为何不给她一个温暖和煦的拥抱?为何不让刚照近苦寒枯井的阳光，再多一点，再久一点呢？

母亲是秦家第二个丫头，刚出生因大旱难以活命，外婆在母亲未满月就带她外出乞讨，行乞到了罗田县城，遇到了在手工作坊里帮工的奶奶徐淑英（我叫奶奶，其实是母亲的养母），奶奶膝下无子女，就从外婆那里领养了母亲。不料，母亲三岁时他的养父王水成不幸去世了，一年后奶奶只好将母亲送回娘家杉树塆寄养。

在杉树塆舅姥姥家，人口多关系复杂。舅舅家自己的日子也过得紧巴巴的，帮姐姐养孩子只能是芒头管揩屁股——大大略略。食物短缺的时代，有亲疏之别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自己的孩子都吃不饱，别人的孩子就可想而知了。再加上是已出嫁寡姑的养女，孩子与家族又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族人在感情上肯定难以视如己出，在远近上就又多了一层分别。这就注定了母亲在村里从小就是吃苦的命。

不到七岁，母亲就被安排去帮忙干活。放牛、捡柴、打水、烧火、洗衣、做饭，她几乎什么活儿都做，族里小孩不愿意干的脏活重活苦活累活，最后都会莫名其妙的落到母亲的头上。她那幼小的心灵充满了疑惑，但还是会眼泪汪汪地去努力完成。

随时间推移，母亲也慢慢的习惯了自己和别人不一样。这些体力活也慢慢成了母亲的必修课，由兼修渐渐变成了专务，干完这个干哪个，难得空闲。干不好还会被长辈体罚，族人耻笑。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直到她十四岁时回到奶奶身边。

对母亲而言，在杉树塆的那几年，她是孤独艰苦不快乐的。她的童年时光缺少爱和食物。一旦事情没做好，体罚就是难免的。那些日子里，挨骂是家常便饭，但这饭却不能吃。挨打挨骂可以忍受的，但无法忍受肚子一天到晚咕噜咕噜地叫唤。赶上年景不好就没有饭吃，有时犯错也吃不上饭。更多的日子里是半饥半饱，靠粮食中参杂野菜杂粮的糊糊度日。也不是舅舅家虐待母亲，大家都是这个状况。

最难过的是冬天，衣衫单薄褴褛，外出干活风大天寒，总是冻得哆哆嗦嗦地。洗衣服就成了一件特别痛苦的事。在池塘边的青石板上，衣服还没搓几下，手就冻得象胡萝卜一样。如果塘里结冰了，还得先把上面一层薄凌敲碎，寒冷可想而知。母亲的手指后来一直无法完全伸直并拢，一双手粗糙得象老树皮一样，她落下了终生的毛病。每到冬天手脚就开裂，直到老年她的手掌和脚底还经常皲裂得像个孩儿嘴一样，能抹进去半盒哈喇油或者凡士林。

记得在我上中学时，母亲还十分感伤地告诉我一个细节：快过年时，舅舅家围在火盆边吃花生，她却要去放牛。等她回来，花生早已吃完了。她作为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嘴馋总是难免的，只好在地上捡花生壳吃。这个画面随我年长越来越清晰，就像电影镜头一样定格在我的心里，一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十四岁，母亲来县城里的手工纺织作坊和奶奶一起给人当帮工，凭力气混碗饭吃，那两年日子过得不温不火。等到解放，母亲可开心了，成了工人阶级，似乎可以扬眉吐气了。她特别地给自己取了一个革命化的名字叫继先。母亲还曾上夜校，虽然最终也没学会写字，但终于会认自己的名字了。

这时一个品端貌佳，农活以及榨油手艺都不错的万姓小伙走进了母亲的生活。婚后不久，正当他们想开个榨油作坊把日子过红火时，万叔叔不幸身患火病（当时叫火病，其实按照现代医学是肺结核），高热不退，咳血不止，不久就撒手人寰。

恰逢当时正赶上全国紧缩城市人口的“回乡生产运动”，母亲身怀六甲又成新寡，生活举步维艰，无依无靠，难以度日。于是就响应政府号召，到三里桥务农，先住在破败的关帝庙里求生，后来土改分得方家塆方姓地主的一间半瓦房，浮萍一样的生活到这时候才有了一个避风挡雨的小小港湾。不久后全国实行户口管理，出城容易进城难，母亲就这样丧失了城镇户口、吃不上商品粮、也再无缘进厂矿企业工作了。

02

1954年父亲从朝鲜战场退伍回来，母亲的命运又掀开了新的一页。

父亲是栗林咀野猫笼黄家塆人。爷爷叫业浩，父亲是他的小儿子，因为家穷，也没读书，十四岁就送到离家几十里的许家畈许皮匠家去学手艺。那个年代学艺，头几年其实是在帮师傅家干杂活，与打长工差不多，学不到多少真本事。父亲在许家里切皮子是他学得最熟干得最多的工作。

两三年后，等父亲刚开始跟着师傅走村串巷，真正开始学补鞋技术时，却不幸地遇到了抓壮丁。 1940年前后，父亲挑着补鞋担子行走在路上，被路过的行军队伍抓了壮丁，就这样他稀里糊涂地当了兵。他被抓壮丁后跟随部队直接开拔了，家里却无法知道他去了哪里。他父母天天思念自己的小儿子却杳无音信。

那时候到处战火纷飞，天天有死人的事，慢慢地家人觉得他可能也已经死在了外面，家中也渐渐地不再把这个儿子算在内了。等父亲1954年退伍回家时，他的父亲母亲早已过世了，家里已经没有了他的位置。

父亲回乡那一年他已经34岁了，哥嫂见他回来一则以喜，毕竟兄弟此生能重逢；一则以忧，大龄未婚小叔子回来了，他的侄子都十七八岁了，这家咋整？于是经人介绍认识了刚刚丧偶的母亲，不久就倒插门到了母亲家里。他的那点安家费，据说都被他的哥哥嫂嫂以及介绍人哄骗花得差不多了。也就在这一年，万叔叔的遗腹子，我的大姐出生了。

大姐出生后，父亲视如己出，疼爱有加，从无分别心。而且在二姐来到人间之前的八年里，大姐作为掌上明珠，独享了父母奶奶的全部疼爱。我们这些迟来人世的妹妹弟弟，对大姐也从无二心。我出生时，大姐快12岁，二姐已经四岁，她们帮我打过架，也替我挨过打，由于年龄相近，我和二姐之间会杠祸（即小孩子打架），大部分时候可能是我欺负她，她让着我。

大姐因为和我年纪差距较大，从没杠过祸，倒是经常行使长姐如母的权威，对我耳提面命，管教约束。两个姐姐对我的成长帮助都很大，她们都是我的亲姐。如今我们一家姐妹三人各自成家，依然能相亲相爱，爸爸的行为态度影响应该是功不可没的。这大概与爸爸久历战场，惯看生死、珍爱生命且性情豁达有关。万叔叔的在天之灵应该可以无憾。

我小时候听爸爸讲，他也是打过鬼子缴过三八大盖的。后来在淮海战役中投诚被俘而成为解放战士，参加了渡江战役，全国解放后人不卸甲马不卸鞍地又参加了抗美援朝。小时候我还看见过爸爸的渡江战役和抗美援朝纪念章。但我真不知道他是哪个部队的，那时候对他的历史没有兴趣，他也很少提及。爸爸性格懦弱，沉默寡言，平常很少说话，妈妈经常说他，磨都压不出个屁来，家里大小事情都是母亲做主。

爸爸偶尔兴起和人聊起他在部队的故事时，妈妈总是挤兑他，说他哪里打过仗，不过是个火头军。火头军是民间对炊事兵的俗称。每到这时，爸爸总是对他年轻的妻子嘿嘿一笑，默不作声，慢慢的把头低下去。然而，我小时候和爸爸一起在附近工厂澡堂子洗澡时，确实看见过他身上的伤疤，那应该是战争留给他的印记。

爸爸是个特别憨厚老实的人，老实到了村里人谁都可以欺负他的地步，甚至我有次都欺负过他。那时我大约七八岁，有天晚上妈妈和大姐到生产队开会评工分去了，留下爸爸在家照看我。大晚上我在床上翻来滚去的折腾不睡觉，爸爸忍无可忍地在我屁股上打了一巴掌，于是我不干了，又哭又闹，放泼耍赖，要和他去大队部讲理，要等母亲回来告他的状。我忘了这事是怎么平息的，也可能是妈妈回来了，也可能是我闹累了睡着了。这是父亲这辈子唯一打我的一次。

03

虽然母亲属于贫雇农，但因为是移民，我家在方家塆单门独户，被方氏族人及乡邻欺凌就是必然的。方家人常说，你们一个赤膊雀儿，不是来方家塆，窝都没有一个。以至后来，方氏黄发垂髫咿呀学语的蒙童，见样学样也经常出言不逊，对父母指手画脚，语言粗鄙。

由于不堪乡里的欺凌，1958年正好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罗田招人，父母报名并通过选拔，带着我快四岁的大姐远走新疆。他们先到哈密，后住吐鲁番，转战昌吉，最终落脚在石河子。当时年少不懂事，不太爱听妈妈讲那些陈芝麻滥谷子的往事，我现在已经记不清她属于几师几团，追悔无比。

父母在新疆，过的是兵团农垦半军事化的生活，衣服是统一发放的制服，饭是吃大食堂。偶尔还能用脸盆分蚕豆回宿舍，瓜果也不是稀罕物了。除了恶劣的自然环境难以适应外，从食物和人际关系而言，这应该是父母过得相对舒心的几年。在军事化管理下，组织健全处事相对公平，加上父母又是文盲，老实本分听话好使，干活不惜力，做事认真，任劳任怨，在集体中还比较受人欢迎。好像还评上过五好战士，一家三口日子过得其乐融融。

但是，父母到了新疆，可真的苦了妈妈的养母，孤苦伶仃的奶奶。奶奶在乡村里像五保老人一样，蝼蚁般的过着无依无靠自生自灭的日子。母亲放不下对她的牵挂，毅然让爸爸带着大姐，离开了挺着大肚子的自己，回到了老家。

爸爸和大姐离开新疆不久，1962年农历九月份，我二姐出生了。由于母亲坐月子单位里管理员不给发棉服和棉被，别人有她没有，反复抗争也没有得到改善。让母亲觉得了歧视和不公，而歧视与不公恰是她远走新疆的主要原因。棉被事件再次引发母亲的怒气，撕开了已经结痂的伤痛，刚毅的母亲一怒之下就在月子里决心回湖北老家。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母亲象当年她妈妈抱着她外出乞讨一样，抱着我没满月的二姐，一个人千里走单骑。后来母亲告诉我，当年她抱着我二姐，背着一个大包袱，一个人一路上马车换汽车，汽车换火车，火车换火车，千山万水只有一个信念，回家。路上走了十几天，终于回来了。她还曾轻描淡写地告诉我，由于还在坐月子，她头上缠了个毛巾，在过祁连山时眼睛被雪盳了，后来她的眼睛一直不好，看东西总是模模糊糊的。

我上大学后才知道这叫雪盲症。但我都没有能很好地理解她生命中这十几天的艰难。直到2016年金秋时节，母亲已去世多年，我因为逃避G20，从兰州出发沿河西走廊自驾北疆，驱车于茫茫戈壁，穿越在大漠孤烟的广袤土地上，才终于懂得这是一次怎样的逃离；望着祁连山的皑皑白雪，面对天山的刺骨寒风，才终于体会到那是一场怎样的东归。

但我仍然难以想象，在比我自驾还要晚一个多月的更加寒冷的季节里，白雪飘飘的戈壁上，一个身背包裹，怀抱婴儿，头缠毛巾的产妇，是如何穿过天山跨越盆地的。在夜行星星峡、晓走乌鞘岭，汽车火车走走停停的严寒里；在四面漏风的铁皮车厢颠簸起伏的道路上；在铁轨铿锵汽笛呜咽，白雪茫茫车辙孤寂的黄昏；在茫然无助地望着前路，用身体的余温紧紧地裹住怀中婴儿的夜晚，……想到这样一幅幅凄惨坚毅的东归图，我的人在颤抖，心在忏悔。车外雪未融，我心已碎片。遥想鸠摩罗什东行的苦难，也不过如此吧。

记忆中母亲在兰州换火车隐隐约约的画面，在哪一刻一下子清晰起来了，象动漫一样在眼前变得越来越鲜活。母亲从新疆到达兰州后，需要转车去郑州，她在兰州火车站的月台上没日没夜地等了三天，终于有人愿意伸出援手，使她得以先把包裹递进车厢，再把孩子递进去，最后自己在人山人海的挤车人群中，从窗户里钻进车厢，完成了一次回家的凤凰涅槃。这需要何等的勇气，这又需要多么坚韧的力量啊。我相信年近三十的母亲在那一刻，一定是一个光彩照人、能量无比的圣斗士。

回到湖北后，母亲给我二姐起了个小名叫新湖，以纪念从新疆回湖北的一路艰辛。2009年我第一次去新疆旅游，从乌鲁木齐坐车去喀纳斯，路过昌吉玛纳斯县看见新湖总场的路牌，心情无比激动，但不知道此新湖是否和我二姐的出生地有关与否。

04

父母归来，一家人总算又团聚了，奶奶自然开心极了，但一个懦弱男子和四个女性的家庭，又靠一个女人当家，抚老携幼，被乡村族人及大家大户欺侮就再正常不过了。父母的屈辱在延续，即使在合作化、人民公社的各项运动中，父母用他们对党和毛主席的无限热爱，积极响应，身体力行，但还总是被乡村的宗族势力不公正对待。干活总是被分配最重的，一年劳作下来总还有亏空，每到生产队分粮食时，别人能大筐小筐地分回粮食，而我家经常是挑一担空箩筐去再挑一担空箩筐回。直到大姐高小毕业回家务农，才发现这都是因为生产队的干部伙同保管、会计算花帐倒的鬼。

由于父母吃了睁眼瞎（文盲）的亏，就特别尊敬文化人，也特别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受他们受过的罪。于是立下宏愿，不管多苦，要让孩子们读书。大姐高小毕业，是可以上初中的。她很爱学习，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她一定能上个不错的大学。只是，有一天母亲发现学生在学校斗老师，觉得不对，就不让大姐再上学了，大姐就这样回家开始种田了。一个文盲农妇的生活理性和朴素逻辑不得不让人佩服。

因为爸爸从小外出学手艺，长大了又去当兵，所以不太会干农活，只能常年在工地上干苦力。那些年农村兴修水利建水库，劈山改河造大寨田，修桥架渠，工地没有停过。他的足迹遍布白莲、凤凰关，跨马墩、佛子岭等大小水库和各种劳动工地，我出生那天，父亲正在三里畈大桥的建筑工地上打石头。在我的印象里，他不是肩扛扁担晃晃悠悠的挑着砖石担子喘着粗气，就是颤颤巍巍地推着堆积如小山的小推车，他的身子经常因为重压紧绷得象一张拉满的弓，艰难地迈着沉重的步伐负重前行。总之，哪里有苦活哪里就有他。

对全国而言，三年自然灾害是最困难的时期。但对我家来讲1969年是最难熬的日子。史载，1969年7月份长江中下游及淮河支流出现大洪水，湖北、安徽灾情严重。湖北长阳县、罗田县全城被淹，麻城县20万人被淹。两省受灾县83个，受灾人口1090万人，死亡1603人。

洪水是可怕的，但洪水造成粮食颗粒无收更要命。为了度灾荒，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不能吃的东西也开始吃了。母亲让姐姐每天拿着陶瓷缸子去酒厂抢酒糟，让二姐带着我去蔬菜队菜地里捡烂菜叶子，如果都有所获，把酒糟和烂菜叶子熬在一起那就是人间美味了。

更多的时候只能吃榨油剩下的菜籽饼。把菜籽饼敲碎碾压成粉，放在锅里炒熟，然后用热水拌成糊糊当饭吃。菜籽饼猪都不吃，人吃了极易造成便秘，老人就更难消化。即使这样，要在生产队分几张菜籽饼还是很困难的事情。为了活命，二姐带着我，提着竹篮，里面放两个破碗外出要饭，如果别人给点稀的，我们就自己喝了，如果别人给点干的，我们就放在竹篮里带回家。就是那一年，我奶奶就这样活活饿死了。

05

母亲负气回乡后的第四年，我出生了。那是波诡云谲的1966年，那一年除了文化大革命，还有一件大事，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我那读过师范的舅舅于是给我起名叫：著文。这个名字其实与文革、卫东、卫红、要武、爱武、立新一样地充满时代烙印。不过由于我舅舅的巧妙组合，一般人都以为我的名字与明朝文化名人杨继盛的对联有关。反对权奸的杨少卿在惨遭严嵩杀害前写下“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这副名联在我出生之前的五十年又被李大钊改成了“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文章千古事，辣妙皆由人。只是我作为一个民工，可惜了这个很有文化气息的名字。

我的到来，给这个家庭添了几分喜气，也改变了家庭的性别比例，这大慨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价值。我出生时，父亲已经44岁了，中年得子，自然很开心，母亲也算高龄产妇，所以我从小体质柔弱，经常得病，其中有一次得肺炎差点死了。

那次得病我大约3岁，我家因贫穷无钱住院，眼看我气若游丝，命悬一线，最终折腾下去也是个人财两空，母亲放弃了救治希望，准备听天由命，随我自生自灭。然而她又心有不甘，情有不舍，抱着我在县城东门人民医院外面的马路牙子上嚎啕大哭，只是口中喃喃的喊叫，是我的儿不走，是我的儿不走。我的儿，你别走啊!这种撕心裂肺的嚎叫喊不知是给自己听的，还是向命运的呐喊与哀求。

母亲眼泪哭干了，嘶喊变成了干嚎，干嚎变成了呜咽，呜咽变成了哽咽，像疯婆子一样的胡言乱语，象祥林嫂一样的喃喃自语，嘴里只重复着，是我的儿不走，是我的儿不走。我的儿，你别走!你别走!见者无不流泪。恰逢一个街坊路过，见此情景惨不忍睹，给了母亲两块钱，让她送我住院。那时候两元钱可是个大数字，就这样，在医院里打针吃药，临死的我竟然奇迹般地慢慢好转，一条贱命就这样捡回来了。

这里面还有一个插曲，说起来有点灵异。在我快死时，有一天晚上我妈妈在梦中遇到了一个长络腮胡子的老头，他说，你这孩子啾啾唧唧的，他的号那么大，你看他的音该几高。第二天早饭后母亲问奶奶（我妈的养母），奶奶说，那是你父亲。因为母亲三岁她的养父就去世了，她不认识养父的模样。于是就商量给我改名。母亲说，既然叫著文名字太大了，孩子镇不住，那就取个女孩名字吧，女孩子命贱，好养活。

我大姐二姐的名字都是母亲起的。母亲说，大姐出生在三月春天里，所以叫金春；二姐出生在九月菊花时节，所以叫金菊；我因出生在五月莲花开时，那就叫金莲吧。母亲虽然是文盲，但社会生活的大课堂交给她了丰富的社会知识，取名字还是很有规律的。爸爸自然没有异议。在起名时母亲肯定不知道历史上曾有一个鼎鼎大名的金莲，她的号更大，音更高，名头更响亮，否则肯定不会取这样的名字。于是，我成了家里的的三姑娘，不仅名字女性化，而头上还梳起小辫，再加上由于家穷穿上了姐姐剩下的旧衣服，活脱脱一个女孩子。直到我上小学，才又恢复男儿身。

这个故事是母亲后来讲给我听的，现在写来仍然泪湿衣衫。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救活我的，是乡邻的善行，还是母亲的哭泣，亦或祖宗的庇佑，医学的神奇。但可以肯定的是，我这两块钱救回来的贱命，已经年过半百，还健康的活着。

小名就这样被左邻右舍顺理成章的喊习惯了，在方圆十里八乡，人皆知莲头伢儿，无人晓得著文是谁。著文以学名流行于学校，金莲以小名呼唤于乡野，这两个名字就像两条平行线，相伴同行，从无关碍，直到1984年才出现偶然交叉。起因是上大学前，我的高中同学来我家玩，问遍村子无人知晓著文是谁，最后说到今年要去北京读大学的那个伢儿时，围拢的一群乡邻才异口同声的说，哦!你说的是莲头伢儿!这个段子在同学圈中遂成经典，常讲常新。

06

我一到三年级是在村里办六十石小学分部学习。我们的学校，是一间土坯夯成的教室，四面露着风，象一个简易工棚。那时候，我们只有一个老师，既教语文，也教数学，还要负责教音乐和体育。当然，劳动课自己回家干活就可以了。三个年级的孩子在一间屋子里，面对一块共同的黑板，倾听一个共同的声音。一年级上课二年级看书，二年级上课一年级写作业，如此循环。这样的教育对我这个动作快爱看热闹的人还真有好处，稀里糊涂地我在一年级就把二年级的课学会了，二年级时就把三年级的学会了，三年级就成了老师的小帮手，同学的小老师。

因为村里缺少读书人，老师资格先是由一个下放农村劳动改造的地主婆担任，教了我们两年后，从部队回来了一个退伍军人，无产阶级的教育阵地就这样被夺回来了。这两个老师对我都挺好的。所以，我从小就不仇恨资产阶级，还有几分好感。

到了四年级，我们要到六十石小学本部去上课，要翻过高高的名叫拔云尖的大山，山路荒凉阴森且路途遥远，加上村里的孩子好多都不继续上学了，我一个小孩翻山越岭就倍显孤单。母亲心疼我，便想把我送到离家近且路好走的县城小学里去。无奈城乡差别在，县城小学不收农村孩子，母亲七拐八拐找到了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扯胡子亲戚，这个远房亲戚是学校一位普通教员，在招生上没有任何权力，唯一能做的就是领进门递个话。于是母亲就成了校长的影子，一路苦苦哀求一路穷追不舍，校长说学校没有位子了，母亲说我的伢儿不要桌子。校长说没有凳子，母亲说我们自己带。最后在母亲有个桌子角靠一下就可以的哀求中，我上了城里的小学。

上学没多久，粉碎四人帮，教学的春天来了，小学五年级，我们按考试成绩重新分班，我考进了重点班五一班。后来，五一班全班考试直升县一中初中部，成了初中部一班。中考一班大部分又考入一中高中部。

07

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了，人的心思慢慢活络了起来。爸爸那时虽已经年过半百，却又开始为了生活重操旧业。凭借他那半生不熟的皮匠手艺，和浠水过来的几个皮匠结伴，走街串巷地修鞋，每天回到家里，总会从鞋担的小抽屉里把那些皱皱巴巴的毛票，一分一分、一角一角地叠好，有时候妈妈也会过来帮忙。起早贪黑辛辛苦苦一天下来，也挣不了块儿八毛的。

记得有一次好像一天挣了三块钱，爸爸妈妈特别兴奋。爸爸把整理好的毛票交给妈妈，妈妈分门别类的叠好，然后用一个手绢左叠一层右叠一下层地裹起来，好像怕它跑了一样。一有机会，妈妈就把分币换成角币，把角币换成元币，就这样一块块地攒。等好不容易凑购了十几块钱，妈妈就去买个猪仔在家里养着。我妈妈在家养猪，把猪卖个贴补家用，供我上学。

我的高中和大学，我始终觉得，不是我在阳光明媚的教室里读出来的，而是我的年迈的鞋匠爸爸和苦难的养猪妈妈在尘土飞扬的道路边，在臭气熏天猪圈里帮我读出来的。

08

我大学毕业不久，日子刚要开始好转，爸爸就离开了我们。正当我努力奋斗有希望家人团聚时，我的妈妈又离开了我们。爸爸离开时，我还是个单身汉，妈妈离开时，我虽成家但依然是个北漂。他们真是苦难的一生，没有享我一天福。唯有我到北京上大学后，在十里八乡小有名气，乡邻们开始真正的尊重、尊敬、奉承他们时，他们真的有些物质匮乏精神愉悦的穷开心，这大概算是我父母他们此生最大的幸福吧。

子欲养而亲不在，这句话只有在父母过世后才能深刻体会。而面对苦难一生的，命运多舛的父亲母亲来说，他们是时代的牺牲品，他们为了自己的孩子不再牺牲，燃尽了自己，照亮了我们前行的路……

我那可怜的饱受苦难的父亲母亲啊，您们安息吧。愿天国里没有苦难……

如今，无论是在北京宽敞的家里，还是在杭州高大的写字间里，享受现代生活的愉悦时，心中时常会浮现父母温柔又深情的目光。他们爱怜的目光将伴我一生。

2017年12月31日初稿于北京

2018年1月5日修改于杭州

作者简介：

黄著文，男，罗田人，1984年从罗田一中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曾在京琼津辽沪粤打工，现在杭州工作。